【編者按】本文是著名經濟學家許小年教授在柏林訪學期間，應柏林華人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會的邀請，為留德學人所做講座的文字整理稿。講座於2015年11月15日在柏林洪堡大學舉行。本文由柏林華人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會根據講座記錄整理，並授權愛思想網發布，轉載須取得授權。

一、什麽是“中國模式”？

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中國經濟因為長期高增速而格外引人注目。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為了應對金融風暴的沖擊，中國政府於2008年啟動了“四萬億計劃”。在這項計劃的刺激下，中國在全世界的普遍經濟衰退中“風景這邊獨好”，並且起到了帶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作用。在西方觀察者眼中，這種有別於印度自由經濟模式，又不同於斯大林模式的“中國模式”創造了不可思議的成績。 一時間，“中國模式”收獲了鋪天蓋地的贊譽，儼然成為了新世紀經濟發展模式的先鋒和典範，中國人也足足過了把救世主的癮。

然而，四萬億計劃在拯救了世界的同時，卻拖累了自身。近兩年來，世界經濟復蘇顯著，中國經濟卻表現乏力並連連暴露出嚴重問題，如增速下降，房地產市場遇冷，地方政府負債累累，今年震驚全球的股市暴跌，更讓全世界都為中國經濟捏著一把汗。

不誇張地說，中國經濟已進入改革開放以來最嚴峻的時期。國際上對中國經濟的評價也迅速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經濟危機時期，西方人齊刷刷把眼睛向東方看，對所謂的“中國模式”艷羨不已，斷言21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而現在，西方人又皺起了眉毛，搖起了腦袋，把中國指為世界經濟的最大不安定因素。


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麽前些年備受贊譽的“中國模式”突然就不好使了？這裏預設的更具根本意義的問題是，究竟什麽是“中國模式”？

按照一種十分流行的意見，“中國模式”的核心是“大政府”，即政府非常強勢，擁有異乎尋常的資源汲取和調動的能力，想幹就能幹。比如08年說拿四萬億元就能拿出四萬億元，這種能力，恐怕全世界惟獨中國政府具備。大家可以比較一下，我們所在的柏林，世界一流經濟大國的堂堂首都，想建個新機場，今天看人臉色，明天四處化緣，修修停停，竣工現在尚遙遙無期。在這期間，中國不知建了多少個機場，就連高鐵都修到青藏高原上去了。

現在要問的是，這種將中國模式歸於“強政府主導”的解讀是正確的嗎？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中國模式還應該運轉得好好的才對，因為中國政府依舊強勢得很。


我認為，這種解讀是不準確的。要害在於，它忽視了中國改革開放近四十年的歷程，其實是由前後兩個階段組成的。所謂的“大政府”，“強勢政府”是在後一階段才出現。而在前一階段，即從78年到90年代中後期，我們所看到的恰恰相反，是政府的不斷後退，民間力量的持續前進，也就是說，前半段不是“大政府”，而是“小政府”。而靠這種“小政府”的模式，同樣實現了兩位數的經濟增速。

這兩種模式，也對應於經濟學所提出的實現經濟增長的兩條基本道路。第一條道路是通過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來驅動經濟增長。第二條道路是通過增加資源投入來驅動經濟增長；這兩條道路在經濟思想史上各有理論流派支持，由此我把前一種模式稱為“亞當斯密模式”，把後一種模式叫做“凱恩斯模式”。

我的觀點是，改革開放以來其實有兩種“中國模式”，即前一階段所采取“亞當斯密”模式和在後一階段采取的“凱恩斯模式”。在這一認識框架下，讓我們首先回顧改革的歷史，揭示以往經濟騰飛的真正動力；再分析目前的經濟形勢，尋找問題的癥結和解決的途徑。


二、前一階段：“亞當斯密模式”


如果要問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起點在何處，估計絕大多數人都會舉出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農民的包產到戶。那一年，18位村民在當時仍未解除的政治高壓下，冒著極大的風險簽訂了一份“生死契約”，將公社土地包產到戶（組）。包產到戶，盈虧自擔這一模式同集體勞作，按工分分配這一模式相比優勢在哪裏呢？在經濟學的視野下，後一種模式下缺乏明確的產權和利益歸屬，會引發“搭便車現象”，即出工不出力，反正幹多幹少一個樣。而包產到戶最重大的經濟學意義，即在明確利益歸屬的基礎上，解決了“激勵”問題（incentive）。

包產到戶對農民勞動積極性的提升是巨大的，地不加增而人不改易，但面貌為之煥然一新。一片農地，登高而望，哪片是公家地，哪片地是私家地，一目了然：公家地上的莊稼無精打采，私家地上的莊稼茁壯旺盛。這也體現了經濟學上另一引人深思的現象——所謂的“公地悲劇”。

包產到戶首先解決了困擾中國多年的糧食等農產品的產量問題，市場上的供給日益充足，全國人民逐漸吃上了飽飯，“糧票”“肉票”“蛋票”的歷史一去不復返。在此我們看到，作為中國改革開放起點的農村土地改革是一個民間自發的行動，沒有政府的“設計”或者“引導”。政府發揮的作用在於不去幹預和扼殺農民的分地舉動，而是肯定、總結、傳播民間的創新經驗，把它提升為國家政策和法律制度，1999年，始於小崗村村民自發“大包幹”的土地改革成果作為農民家庭承包經營制出現於憲法當中，成為中國的基本國策。

包產到戶的作用不限於對中國農村巨大生產力的釋放，它的影響遠遠超出了農村和農業領域，為後來的一系列現代化進程奠定了基礎。首先，人們驚訝地看到，由於激勵增強帶來的生產效率提升，長期以來農村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也解決了。現在農村勞動力不再缺乏，反而日趨過剩。

隨著改革的戰鼓從農村響至城市，城市允許私人經營，湧現出了大量的工廠和作坊，他們無不急需大量勞動力。這時，農村的剩余勞動力順勢進入城鎮務工，在化解農村閑置勞動力的同時，為隨後進行的城鎮化和工業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人力條件。所以說，中國的工業化其實是從農業改革而來的。

隨著工業化的展開，中國進入了經濟騰飛期，表現在外就是GDP持續多年的高速增長。但需注意的是，這絕非中國特色，更不能把它看做“中國模式”的獨有現象。一國在工業化時期實現經濟迅猛增長其實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共通現象。例如工業化時期的德國，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是世界上經濟增長率最高的國家，在一戰前就超過英法，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日本在明治維新後開始的工業化進程中，同樣實現了令人震撼的高經濟增長率，也正是依靠這段時期積累的雄厚經濟實力，日本才敢於在二戰中與美國為敵。插一句題外話，德日兩國都是在經由工業化後來居上坐到了世界經濟的第二把交椅後，開始挑戰世界霸權，最終陷入悲劇境地。觀彼思己，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角色現在由中國扮演，我們能不能妥善應對“老二困境”，避免重蹈德日覆轍，順利度過這一階段，這實在值得我們從歷史中去汲取洞見，在現實中謹慎行事。

所以，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經濟高增長並非絕無僅有的奇跡。歷史上早已有之，而且有過不止一次。增長的原因也不是什麽迷，而是清楚得很，就在於工業化改變了資源的配置方式，從低效的農業到高效的工商業，從農村到城市，這是工業化的普遍效用，稱不上什麽中國特色、中國奇跡。

中國經濟發展的另外兩大動力是私有化，即從低效的公營經濟到高效的私人經濟，以及國際化。這裏不展開講了。


總結一下，在改革開放前半段長約二十年的時間裏，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靠的不是政府的投資推動，而是民間活力的發揮和和市場機制的生效。這段時間裏，經濟增長的關鍵在於經濟效率的提升。

當然，政府做的對經濟有益之事也為數不少，比如廢除人民公社，使私營企業合法化。從這段經驗中我們可以看出政府在經濟領域應扮演何種角色。它要做的不是去取代市場主導經濟活動，而是破除陳舊體制對經濟的束縛，調整政策，修改法律，使其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縮小管制空間，讓民間創造力得以自由發揮，最終讓市場起到效率之母的作用。

而且，在進行制度設計和調整時，一定要遵從和適應“經濟人本性”。歷史已經證明，違背“經濟人本性”的制度，無論對其怎樣粉飾妝扮，許其“先進”也好，稱它“革命”也罷，都改變不了它弊大於利的實質和終將遭棄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