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江在引用艾略特時有一種隱隱的抗拒，這並不是意味著他認為艾略特在信仰上誤入歧途。古義如此愛讀但丁和艾略特，但自己卻沒有加入基督教會，引起繁的困惑。一天夜深人靜，兩人把酒暢談。作者通過繁告訴讀者，在古義很親近的人中間，有的已悄悄皈依了基督教並有了信仰，古義卻並不知道，如六隅先生、篁（著名作曲家武滿徹）和吾良（著名導演伊丹十三，大江的大舅子），他們其實都是教徒。繁說，沒有信仰者就像被洪水卷裹著的人，他們手里抓不住任何有根柢的東西。這種悲慘生活過了一輩子也不願自殺，真是無法解釋。繁是清醒的，認識到自己隨波逐流的生活缺乏意義，雖然在從事被他稱為“unbuild”的爆破工作，也是三心二意。此前發生的一起所謂“交通事故”其實是他自殺未遂(194-195)。就在繁發表這一通意見的時候，他聽到了古義發出哭聲：“‘古義，眼下你是在哭泣嗎？咱可是聽到那哭泣了。即便你是在模仿哭泣，也是過於逼真了，因此讓咱嚇了一跳！’說完這話後，（繁——引者注）便開始在睡眠中發出粗重的呼吸”(200)。這是從古義的視角來描寫的，實際上他是在真正哭泣。繁幾天前駕車時神情恍惚，求死未成，回到生界，依然有一種“被突然的虎頭蛇尾打垮了的氣餒和疲勞”(197)。此刻他語雖沈痛，心里卻有點麻木，很快呼呼入睡，而古義可以說徹夜不眠。

上面的引文是小說第二部分的最後一段。從這一細節可見，古義對信仰問題看得很重。正因為這是個嚴肅的問題，他不能為了靈魂的安妥或個人的解脫匆匆入教，仿佛教會是個滿足自己情感需求、使用便捷的避難所。他為世俗的黑暗所包裹，無法像艾略特詩中所言，靜候“上帝的黑暗”（也是一片光明）降臨，為此他有刻骨銘心之痛。他讀艾略特的詩和關於他的傳記、研究著作，(11)深深感動，但又因時代、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某種獨特的個性，未能完全進入艾略特的世界。他在大量引用艾略特的同時一次次謹慎地在可能涉及積極宗教內涵的詩行前止步，這種不得已的選擇性是自己求信仰而不得的必然結果。他意識到那些詩行自己如此鐘愛，卻沒有真正成為“自己的東西”。英國哲學家麥可•泰納曾經討論過非基督教人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欣賞基督教音樂的問題(Tanner 127-47)，古義感嘆自己對艾略特的詩作畢竟還有點“隔”，為這問題的復雜性做了很好的注解。古義是一位細心出色的讀者，他知道，《小老頭》盡管是艾略特的早期作品，也是對信仰的探索。這里是古義痛苦的自省：

 在自己前行的途中，倘若那一天，把下面這節詩果真作為自己的東西而接受的那一天到來——

 新年又在等待春天

 猛虎基督往這里來。［《小老頭》，第19至20行］

 如此懷著可憐的期待並流淌著淚水，即使過去了十五年。

 新年里猛虎跳了出來。將我們，吞噬。［《小老頭》，第48行］

 也從不曾有過如此體驗，現在，已然成為一個沒有信仰的小老頭。古義人在想，在自己的心底里，較之於五十來歲——那般帶著醉意哭泣、像是在苦苦勸說位於遠處的某人——時的自己，現在更覺得淒涼。(109)

 含淚期待，但是始終無法順利抵達；與自己搏鬥，與上帝搏鬥，拒絕輕松自如地入教。古義身上透出一種絕不馬虎通融的精神，一種已經具有宗教意味的真誠。前面提到的泰納還曾在“時間的考驗”一文里比較了艾略特與弗蘭克•雷蒙•利維斯朗讀《四個四重奏》時的不同風格。他並不欣賞艾略特為自己詩歌所作的錄音，指出那是“專為親羅馬的英國國教徒錄制的”，而利維斯在劍橋英文系講堂對該詩的誦讀卻獨具特殊的品質，那是“對宗教信仰可能性的令人激動不安的探索”（泰納209）。利維斯對艾略特的宗教選擇頗多微詞，但他本人晚期的批評論著卻多熾熱（有時是壞脾氣）的終極關懷，然而他的虔誠不能輕易納入教會軌道。古義晚年時“更覺得淒涼”，但是他從未停止探索，從未停止“帶著醉意哭泣、像是在苦苦勸說位於遠處的某人”，也許他對艾略特的閱讀與利維斯有可比之處。艾略特本人曾在比較信仰上的懷疑主義和皮羅(12)主義的差別時肯定了懷疑主義為信仰的動力一說。他認為懷疑主義——“檢驗證據的習慣和推遲決斷的能力”——是“高度文明的特征”，(13)古義幾近執拗的認真和懷疑精神實際上已經帶有一點基督教文明的色彩。他沒有像好友吾良和恩師六隅先生那樣投入教會的懷抱，但他深感無所依憑的個人是莫大的缺憾，(14)這就使得小說中有一種中國讀者可能十分容易忽略的維度。大江在訪華時多次提及魯迅，這在部分程度上是出於對中國的禮貌。魯迅從來不會感到一個獨立的、憤怒的、嘲諷的個人會有什麼不足。

 小說中來自山東高密的中國姑娘清清感覺敏銳，她在為古義朗讀艾略特的過程中發現他並不是基督徒。古義的回答十分簡短：

 “我沒有信仰。”

 “那麼，你也就不把願望寄托在死後，是嗎？”

 “也有人雖然不信仰基督教，可對自己死後的社會發展寄予了願望。然而就我而言，已不再考慮在自己死後，世界的毀滅和核武器的廢除這兩者誰更可能”。(223)

 這句話道出了古義一生最大的關切：核裁軍乃至徹底銷毀核武器。半個多世紀來核競賽使人類一直處於危險的狀態，大江堅決反對的立場在日本是極具代表意義的，中國作家和讀者一般不會感到這種關懷的緊迫感。不過古義提出“兩者誰更可能”，依然是發出警告，表明他並非真正萬念俱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