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開展數字文學研究有利於當下國內網絡文學研究突破發展瓶頸，以實現新媒介時代賦予的學術使命。當下國內網絡文學研究存在著研究對象小於新媒介文學實踐、理論資源視野狹窄等問題。開展沿著網絡文學研究接著說的數字文學研究，應首先把網絡文學觀念轉變為數字文學觀念，應強調文本分析法和借鑒國西方優秀數字美學、數字文化、數字文學研究成果的重要性。開展數字文學研究需要在數字文學所獨具的數字文本性與七層次文本形態、高技術化生產力與強勢交互性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生產方式、身體融入式的審美範型、數字現代性的文化邏輯等方面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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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紀西方地理學歷經諸多學派的交替更叠，遂又受到1970年代中後期「情感轉向」影響，在本世紀初分蘗出當下日益發展壯大的情感地理學。…

一、文學地理學概說及研究現狀

文學地理學是近年來受到國內外研究者極大關注的一門新興學科，其擁有較為系統的研究方法與批評範式。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大體指向文學與地理環境的關係（或稱文地關係）。（曾大興：《文學地理學概論》，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頁。）在中國，雖然文學地理學是在近三十年才擁有其正式的名稱、內涵、方法與體系，但考察地理對文學的影響，研究文學與地理的相互關係，則是自古有之的思維傳統。…

結構語言學為包括結構主義文學理論在內的一系列學科提供了關鍵概念、視角和分析框架。索緒爾（Saussure, 1959）區分了語言實例（parole）和語言系統（langue），為語言學指出了研究對象，使語言學成為一門真正的現代科學。喬姆斯基（Chomsky, 1965）區分了語言的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也區分了人的語言行為（linguistic performance）與語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為語言學和心理學指明了研究對象——語言能力。



比爾維奇（Bierwisch, 1970: 98-99）在「詩學與語言學」一文中指出，詩學的真正研究對象是「文學文本中出現的且能夠決定詩歌的特別效果的那些特殊規律性現象」，最終目標是人的詩學能力（poetic competence），即「人能夠產出詩性結構並理解其效果的能力」。這種詩學能力與卡勒（Culler,…

第一節·觀察文學的傳統視角

對文學發展軌跡的歷時性考察是文學史書寫的基本形態，但這種歷時性考察通常又是以政權形態的更替來分期、劃代的，所以中國文學史有先秦文學、唐宋文學、元清明文學、近代文學、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之分期。這種文學史的書寫方式采用的就是一般歷史學教科書書寫路徑，對文學現象的分析往往也不能脫離重大政治事件（王朝更替或政權更替）和經濟轉型對文學影響的社會學分析。而歷史教科書的編寫又是以達爾文“進化論”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為指針的，因此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一開始就染上了社會功利性，以為每一段歷史的演進都受制於階級矛盾如果我們來考察中國新文學的發展軌跡，不難發現它的每一個前移的腳步都有著多種力量的運作。…

評論：從原鄉論到新興論楊聰榮

張錦忠這篇文章一開頭引述了南島語族的「台灣原鄉論」與「印尼原鄉論」的說法，其意涵有些隱晦，文中衹說到該報導令其想起散居各地的華裔族群及其文學表現樣式，我們不清楚張錦忠對南島語族與華裔族群兩者的關連性有何看法。不過以南島語族的原鄉論來類比華裔及華文文學散居現象，倒是可以有許多不同意義的引伸，或者是表示「中心論／原鄉論」受到挑戰，或者對同一現象眾說紛紜的認可，另外一種可能的意義是，遷移現象是複雜的，遷移也可能是多中心的， 遷移也不一定是單向的，往復之間各自又加入不同的元素，因此語言、文化與人群遷移並不一致，故歷史語言學、考古學、基因研究等看法也各異其趣，同一現象眾說紛紜正突顯出單一原鄉論是有問題的。

對比在中國或台灣的華文文學論述，不論是「華僑文學」、「海外華文文學」，…

§§§第一節·觀察文學的傳統視角

對文學發展軌跡的歷時性考察是文學史書寫的基本形態，但這種歷時性考察通常又是以政權形態的更替來分期、劃代的，所以中國文學史有先秦文學、唐宋文學、元清明文學、近代文學、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之分期。這種文學史的書寫方式采用的就是一般歷史學教科書書寫路徑，對文學現象的分析往往也不能脫離重大政治事件（王朝更替或政權更替）和經濟轉型對文學影響的社會學分析。而歷史教科書的編寫又是以達爾文“進化論”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為指針的，因此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一開始就染上了社會功利性，以為每一段歷史的演進都受制於階級矛盾如果我們來考察中國新文學的發展軌跡，不難發現它的每一個前移的腳步都有著多種力量的運作。…

作為「文學學」的認知詩學，其科學性至少包括：



（1）它與其他公認的學科領域一樣，有明確的研究對象。索緒爾的符號學和現代語言學理論最大貢獻就是給語言學指出了研究對象。



（2）它繼承了結構主義語言學對詩性語言的細致、精確的描寫和解釋方法，吸收了認知科學和認知心理學框架下認知語言學對認知機制的系統描寫和解釋，達到了喬姆斯基（Chomsky, 1965）提出的普遍科學意義的三個充分性——觀察充分性、描寫充分性、解釋充分性。喬姆斯基（1965: 63）指出，旨在達到解釋充分性的語言學理論關註語法的內在結構，其目的是提供一個不依賴於任何一種語言的原則性基礎，從而選擇一種適用於每一種語言的能達到描寫充分性的語法。…

現代主義在華文文學最虛弱的時候進入新馬華文文學。《蕉風》開始介紹現代派文學的時候，期望能夠“牽涉到馬華文壇今後一個階段的趨向”，“給文壇帶來新的生機、新的希望、新的光榮”。[⑤]。現代主義至少在兩個方面向馬華文學昭示了建立其文學獨特性的前景：一，現代主義文學可以使馬華文壇擺脫中國文學及其日漸蒼白的現實主義，從美學上獲得或開場馬華文學的獨特性。現代派經常被批判的“崇洋”，從另一個側面也可以看作是它的某種歷史意義；二，回避敏感的社會政治現實處境，創造某種“美學距離”，一方面可以使華文文學更安全，另一方面也可能使華文文學更深刻，現代主義華文文學撐過馬華文學的低潮期，努力創新開辟新的生路。我們在馬華文學獨特性這條主線上理解馬華現代主義文學，可以把它看作馬華文學獨特性在美學層面上的推進。

三…

許多研究成果都稱作「詩學」，有特指的詩學（the poetics），有具體的詩學（a poetics），也有泛指的詩學。研究什麽，就是「……之詩學」（poetics of …）。那麽「認知詩學」是「什麽之認知詩學」？（cognitive poetics of what?）既然它以文學為研究對象，那麽與「認知文學研究」有沒有區別？在術語上是否可以互換？霍根（Hogan, 2014）拓寬了我們理解《尤利西斯》的視野，也加深了我們在理論上對敘事的理解，包括小說中人的思維和情感。他在標題中用了「認知之詩學」（poetics of cognition），把「認知」作為「詩學」的研究對象，與認知科學家、心智哲學家、心理科學家從文學中研究心智和情感有什麽區別？霍根（2004）把「認知」與「文化」兩個視角並列起來研究文學傳統和殖民主義，對認知詩學有什麽啟示？認知與其他視角相結合的研究以及在認知轉向下的其他藝術和文化研究理論，是否也屬於認知詩學？…

我國的文學地理學也吸納了部分西方理論資源。在西方，法國的斯達爾夫人和丹納是早期關注文學與地理關係的代表性學者。斯達爾夫人在《論文學》中闡述了南方文學與北方文學的差異及其形成的原因，尤其強調了地理環境和氣候等對文學發展的影響。丹納在《藝術哲學》中認為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性質面貌都取決於「種族」「環境」「時代」三大因素。（〔法〕丹納著，傅雷譯：《藝術哲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第265-364頁。）而西方的人文地理學、文化地理學乃至空間批評、生態批評等也的確影響著中國文學地理學研究的思維和方法。如邁克·克朗在其《文化地理學》裏就辟專章探討了文學創作與地理因素之間的關係。R.J.約翰斯頓編著了人文地理學扛鼎之作《人文地理學詞典》。卡爾·索爾、拉策爾等學者也探討過文化、人類學等與地理之間的關係。…

四 

馬華文學獨特性確立了馬華文學史的動力，也設置了馬華文學史的困惑。這種困惑來自馬華文學獨特性本土文化根基的不穩定，以及無法擺脫也無法解決的現代性與中華性分裂的二難選擇。上世紀90年代由一篇多半紀實的小說《開庭審訊》引起的一系列論爭，只有在馬華文學獨特性話語視野內，才能夠深刻地理解它。…

　 二、如何進行範式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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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錦忠·海外存異己︰馬華文學朝向「新興華文文學」理論的建立

台灣作為南島語族源頭的理論，近年來在考古學界頗為盛行。不過，近日美國休士頓大學人類基因研究中心的基因研究學者卻提出不同的說法，推翻了這個「台灣原鄉論」。他們指出印度尼西亞才是南島語族移民擴散的中心，其遷移路線有二，一支北上前往台灣，另一支南移波里尼西亞。其實，在這對立設論出現之前，人類學家早已指出，中國華南一帶乃南島語族發源地，其遷移路線也有二，一支往東南移居台灣，另一支南下東南亞，遠至澳洲。這個最新的「印尼原鄉論」，只不過是眾多說法中的一種，尚有待考古出土實據的驗證。…

陳平原教授剛剛付梓的《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增訂本），[i]是現代文學史研究領域以及文學教育領域一部意義非凡的著作。對於一直從事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以及文學史的研究與教學，尤其是這些年來在大學教育領域傾註了極大的熱情和精力的陳平原教授來說，此書的問世既是長期思考和累積的學術成果，也是對陳平原教授自身的相關研究領域具有集大成意味的一次總結。而本書探討的那些兼具歷史性和現實性的學術話題，則集中地呈現了作者對中國近現代乃至當代文學史學科的歷史反思性，並將持續地在當代文學教育和學科建設進程中，啟示我們思考何為理想的文學教育，從而事關中國學院教育未來的遠景。

為文學史學科構建“元語言”…

內容提要：喬納森·卡勒在1990年代經歷了從文學理論走向「理論」、又從「理論」回歸文學理論的循環。卡勒《文學理論》一書的出版引起了學界的格外關注，如果說一個時期以來人們從卡勒的闡釋中更多看到的是「理論」對於文學理論的疏離的話，那麼可能忽略了另一面：卡勒恰恰也在力圖把握一種可能性，即「理論」對於文學理論的回歸。卡勒在《文學理論》以及一系列論著中顯示了對於文學理論與「理論」之間相互激勵和推助作用的肯定，對於「理論」中的文學性的開掘，對於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平衡機制的探討，對於「理論」與文學理論相互聯姻的可行性的求索。而這一切都不乏「後理論」的意味。卡勒以其對於「理論」的反思和對於文學理論的還鄉，成為「後理論」轉向的風標。…

[摘要] 當下，「世界—作家—作品—讀者」的四要素文學活動說，已經成為了中西文論界特別是中國當代文論界，解釋文學現象通用的和處於主流地位的文學活動範式。但現代傳媒語境的形成，使文學傳媒要素在文學活動中的地位得以凸顯，新的社會現實讓我們看到，包括語言在內的文學傳媒不只是文學的工具，更是其本體性構成要素。20世紀以來現代傳播學、語言學、符號學、文化理論的相關研究，為我們提供了建構五要素文學活動範式的重要理論資源。作品、世界、作家、傳媒、讀者五個基本要素形成的整體結構和動態關係構成了完整的文學活動。建構五要素文學活動範式，推動文學活動論由四要素範式向五要素範式革命，是文學活動的實際存在和當代文學理論發展的內在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