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紀西方地理學歷經諸多學派的交替更叠，遂又受到1970年代中後期「情感轉向」影響，在本世紀初分蘗出當下日益發展壯大的情感地理學。1980年代中後期，文學地理學研究在國內學界不斷升溫，漸成顯學之勢。逐漸壯大的西方情感地理學和蔚為大觀的中國文學地理學貌似獨立實則可以互利互惠，當兩者友情鏈接旋即衍生出由「文學」「情感」和「地理」三個關鍵詞合圍的文學情感地理學。文學情感地理學借助於文學地理學研究的「人地關係」理論，既將人類的情感體驗還給地理學，又在情感地理學的議題中注入文學經驗維度。近年來，受文學情感地理學啟發，國內外學者不約而同地借力於現代地理信息科學與技術完成了文學情感地圖的可視化，論證了人文社會科學間跨學科研究的可能性、實現路徑和廣闊前景。

20世紀西方地理學歷經人文地理學、文化地理學、人本主義地理學等學派的交替更叠，又受到1970年代中後期爆發且波及眾多學科的「情感轉向」影響，於本世紀初在學科體系內部分蘗出情感地理學(Emotional Geographies)。1980年代，我國學者重拾文學地理學(Literary Geography)研究，這門誕生在中國本土的新興交叉學科，既受到中國古代和現代文學中的人地關係研究影響，又與西方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空間轉向」密不可分，歷經近40年的發展，漸呈顯學之勢。現今的文學地理學和情感地理學已逐漸形成龐大的知識譜系，當我們從中抽拔出三個貌似獨立實則可以互利互惠的關鍵詞——「文學」「地理」和「情感」並兩相聚合，則有了國內學界以曾大興為代表的文學地理學、以朱竑為代表的情感地理學和以金雯為代表的用情感反觀小說史的文學情感視角[1];而當三者合圍起來，則建構出更為復雜且多義的文學情感地理學。

一、蔚為大觀的中國文學地理學

一般而言，最早從理論上較為明確且系統地討論文學與地理之間關係的應數法國作家斯達爾夫人和哲學家丹納。但無論是斯達爾夫人提出的南方文學與北方文學的對立，[2]還是丹納總結的文學創作「三要素」——種族、環境和時代，[3]均沒有明確提出「文學地理學」的概念。「『文學地理』這個概念最早由康德在《自然地理學》(1802)一書中提出，我國近代學者梁啟超先生在《中國地理大勢論》(1902)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文學地理』這個概念。」[4]20世紀初期，以劉師培、王國維、汪辟疆等為代表的前輩學者，開始把古人關於文學地理的片段式的言說，生發為具有條理性的文章，相繼發表了《南北文學不同論》《屈子文學之精神》和《近代詩派與地域》等論文，開啟了20世紀文學地理研究之先河。遺憾的是，隨後的近一個世紀，文學地理並未發展為一個成熟的學科，直至1980年代後期，我國學者重拾文學地理相關研究，文學地理作為一個中國本土的新興學科終於誕生。作為一門以研究文學與地理環境之間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文學事象的分布、變遷及其地域差異的科學，[5]近年來，文學地理學研究已成文學研究熱點，似有漸成顯學之勢。以曾大興為代表的文學地理學研究者植根於文學本位屬性[6]，借鑒地理學的「人地關係」理論研究我國文學家的地理分布與遷徙，探索文學作品的地域特點與地域差異，考察文學與地理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之間的關係。[7]

（作者：裴蓓；轉自：公眾號 DH數字人文，2021-08-21；作者單位：武漢體育學院國際教育學院、澳大利亞伍倫貢大學文法藝術學院，原刊《數字人文》2021年第1期）

註釋：
[1]關於金雯的文學與情感史研究參見《情感與形式:論小說閱讀訓練》(2016)、《理查遜的〈克拉麗莎〉與18世紀英國的性別與婚姻》(2016)、《啟蒙時代的「同情」》(2018)、《情感史與跨越邊界的文學研究》(2018)、《〈管錐編·杜預序〉「盡而不汙」及「五情」說辨析》(2019)、《早期現代情感的「基礎設施」:論中國文學研究與比較文學視野》(2019)等。

[2](法)斯達爾夫人:《論文學》，徐繼曾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第145頁。

[3](法)丹納:《〈英國文學史〉序言》，見伍蠡甫、胡經之主編:《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中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149頁。

[4]曾大興、陳一均:《文學地理學:歷史與路徑》，《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10月28日。

[5]曾大興:《文學地理學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頁。

[6]曾大興在《文學地理學概論》中明確指出文學地理學的文學本位屬性，即文學地理學雖然要借鑒地理學的某些理論和方法，但是它的目的還是為了解決文學的問題，而不是地理學的問題。參見曾大興:《文學地理學概論》，第7頁。

[7]曾大興、夏漢寧:《文學地理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