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觀察文學的傳統視角

對文學發展軌跡的歷時性考察是文學史書寫的基本形態，但這種歷時性考察通常又是以政權形態的更替來分期、劃代的，所以中國文學史有先秦文學、唐宋文學、元清明文學、近代文學、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之分期。這種文學史的書寫方式采用的就是一般歷史學教科書書寫路徑，對文學現象的分析往往也不能脫離重大政治事件（王朝更替或政權更替）和經濟轉型對文學影響的社會學分析。而歷史教科書的編寫又是以達爾文“進化論”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為指針的，因此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一開始就染上了社會功利性，以為每一段歷史的演進都受制於階級矛盾如果我們來考察中國新文學的發展軌跡，不難發現它的每一個前移的腳步都有著多種力量的運作。

自1898年至今，新文學的發展已歷110年。在這百餘年的歷程中，新文學隨著時代的變革和社會的轉型發生了多次美學的位移和藝術轉型。新文學發生發展是多種合力的作用，有新文學本身的自足性力量，同時有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因素對其推動、影響或制約外，媒介也是影響新文學發展軌跡和藝術形態的一個重要因素。應該說，在不同的媒介環境下，新文學都呈現出不同的文體形態和審美內涵，因此媒介也可以成為新文學研究的一個有效視角。

在論述媒介環境對中國新文學發展的影響之前，先來大致回顧以下文學研究界對新文學發展軌跡的考察的主要視角和方法。其實，翻開各種新文學史或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史，不難發現，文學史的書寫者的基本路徑是兩種：

1.從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的規范和影響來考察文學。這一點，只要考察新文學史的寫作，尤其是目前國內高校中文院系普遍采用的幾種現代文學史和當代文學史的寫作就不難發現，無論是現代文學史，還是當代文學史，書寫者基本上都是以政治運動或政治事件為分期的主要依據，比如說新文學之開端一般定於1898年，這正是中日甲午戰爭之時。現代文學的開端定為1919年，這正是五四運動發生之時，而1949年則定為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分界線，也是因為這正是新中國成立之年。至於，當代文學的“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新時期文學”“90年代文學”等分期，也是以具有廣泛影響的重大的政治事件發生之時為時間分界點。如王瑤所著《中國新文學史稿》將新文學的發展劃分為4個時期，全書也因此分為4編：第一編“偉大的開始及發展”，包括1919年“五四”運動到1927年革命陣容分化這一時期為新文學的發端與初步發展；第二編“左聯十年”，包括1928年土地革命開始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這一時期以左翼文學為主流的整個新文學的發展；第三編“在民族解放的旗幟下”，包括從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到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這一時期的文學發展；第四編“文學的工農兵方向”，包括從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到1949年全國首次文代會召開這一時期人民文藝的發展。這種分期就直接與政治史的分期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