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學地理學概說及研究現狀

文學地理學是近年來受到國內外研究者極大關注的一門新興學科，其擁有較為系統的研究方法與批評範式。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大體指向文學與地理環境的關係（或稱文地關係）。（曾大興：《文學地理學概論》，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頁。）在中國，雖然文學地理學是在近三十年才擁有其正式的名稱、內涵、方法與體系，但考察地理對文學的影響，研究文學與地理的相互關係，則是自古有之的思維傳統。

晉代陸機所著《文賦》中雲：「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70頁。）劉勰所著《文心雕龍·物色》雲：「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王運熙，周鋒：《文心雕龍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09頁。）二者講的都是四季氣候、物候引發文人對於生命和世界的情感體驗。而《文心雕龍·明詩》中講道：「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誌，莫非自然。」（王運熙，周鋒：《文心雕龍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0頁。）這也是在說明地理要素對於文學生產的觸發作用。王國維之謂「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王國維撰，葉長海導讀：《宋元戲曲史·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頁。）是從時間維度強調文學發展的時代性，而在幅員遼闊的中國，文學亦有顯著的地域性。地域差異對於文學的影響是巨大的。從班固《漢書·地理誌》，到魏征所論「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唐〕魏征，等編：《隋書》，中華書局，1973年，第1730頁。），再到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汪辟疆《近代詩派與地域》等研究成果中都可以得見地域特征對文學的影響。再以現當代作家作品為例，沈從文的「湘西」、老舍的「北平」、廢名的「黃梅」、莫言的「高密東北鄉」、王安憶的「上海」、賈平凹的「商州」、蘇童的「香椿樹街」等等，都是「一地有一地之文學」的佐證。

在學界，「空間研究」大熱後，愈來愈多的研究者開始注重文學研究的「時空並重」。文學地理學便是針對文學研究的地理空間角度應運而生的一門學科，它使文地關係的研究更加理論化和系統化。

現代文學地理學研究被普遍認為是從近代學者梁啟超提出的「文學地理」發軔的。其借鑒西方近現代人文地理學的理論和方法，開啟了中國文學地理學系統研究的篇章。20世紀前半葉，不少學者都發表過文學地理學方面的著作或言論，如劉師培、汪辟疆、王國維、魯迅、林語堂、冰心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又有不少學者也將眼光投向了文學地理學。在金克木、袁行霈、嚴家炎等學者的倡議下，文學地理學逐漸開始擁有自己獨立的學科體系和方法論。經由楊義、陶禮天、夏漢寧、鄒建軍、曾大興、梅新林等學者的發展，文學地理學目前已成為國內研究界不可忽視的學科新動向。例如楊義提出的「重繪中國文學地圖」就提倡要讓中國文學接通「地氣」，關注地理對文學的影響。鄒建軍則提出如「地理基因」「地理思維」「地理感知」「地理記憶」「地理想象」等一系列文學地理學批評概念，促進了文學地理學理論方法的完善。曾大興則提出要把文學地理學建設成與「文學史學科雙峰並峙」（ 曾大興：《建設與文學史學科雙峰並峙的文學地理學科》，《江西社會科學》，2012年第1期，第5頁。）的一門二級學科。在我國，文學地理學近二十年的研究基本集中在文學家的地理分布之研究、文學作品的地域特征與地域差異之研究、文學與地域文化之關係研究、地域性文學流派、文學群體之研究以及其他問題的研究等。（曾大興：《文學地理學概論》，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401-403頁。）代表論著有楊義《文學地理學會通》，曾大興等主編《文學地理學》（論文集，已出版數輯），曾大興《文學地理學概論》《文學地理學研究》《氣候、物候與文學——以文學家生命意識為路徑》，梅新林、葛永海《文學地理學原理》，鄒建軍《江山之助》《文學地理學與當代中國的研究生教育》，鄒建軍、胡朝霞《文學地理學視野下的易卜生詩歌研究》等。

（劉婧 周毅《張中信大巴山文學地理書寫研究》， 寧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