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話語形態而言，這種文學話語是由對先行存在的文學的描述性文字和議論評斷性文字所構成的，「前者是論者所認知的文學作品，後者則是論者對該文學作品的後設論說，合而展現了一種文學理論的形態」。然而，這並非文學理論唯一的形態，「在這種通見之外，應該還有一種非複合詞式的概念知見。也就是說，文學理論就是一個完整的概念（而不是文學和理論的組合）；它所論述的文學只隨論述而存在（也就是文學並不先行存在）」。

在後一種理論樣態中，「文學理念」或文學性所在的「文學觀念」是由理論所形塑的，而該理論或觀念的具體實踐，才有所謂「文學作品」以及相關的創作、傳播和接受等問題的發生。由此，文學理論便有了兩種形態，一種關注文學實際上如何，這所形成的是一種後設論述文學的文學理論；一種關注文學應該如何，這所形成的是一種由建構性對象論述文學的文學理論。

概括來看，劉若愚和周慶華實際上都是把「文學理論」分為兩種，一種是對歷史上已經存在的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的經驗性描述性研究，一種是對文學的基本性質和觀念的研究。通常所謂文學理論研究，指的也就是這兩種類型。

然而，上述二分法實際上還不能概括當代文學理論研究的全貌。佛克馬和易布思在《二十世紀文學理論》中指出過，文學研究並不完全依賴於文學創作的普遍趨勢，文學理論的新潮流與科學和社會的新發展也有關係，比如說弗洛伊德的心理學對心理分析學派的文學批評理論的影響，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和社會學對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理論的影響，格式塔心理學對人們探討文學系統和結構的啟發作用，語言學的新發展與俄國形式主義的產生等。

分別來看， 「有些文學理論派別與文學創作的新潮流更接近一些，有些則直接由於學術和社會方面的最新進展，還有一些處於兩者之間。」針對這種情況，喬納森·卡勒在《文學理論》中甚至不無誇張地寫到，在當今時代的文學研究中，人們時常抱怨理論太多了。這種抱怨不是說關於文學性質方面的系統思考和評論太多了，也不是說關於文學語言與眾不同的特點的評論太多了，而是指的另一回事。「確切說，他們指的是非文學的討論太多了；是關於綜合性問題的爭辯太多了，而這些問題與文學幾乎沒有任何關係；還有，要讀那麼多難懂的心理分析、政治和哲學方面的書籍。」卡勒把這種非文學的討論稱為理論，並指出：「理論是由思想和作品匯集而成的一個整體，很難界定它的范圍。」

他還引述了當代哲學家理查德·羅蒂對一種始於19世紀的混合類型的著述的闡述來說明當下「文學研究的理論」的著述狀況。羅蒂說：「從歌德、麥考利、卡萊爾和愛默生的時代開始出現了一種新類型的著作，這些著作既不是評價文學作品的相對短長，也不是思想史，不是倫理哲學，也不是關於社會的預言，而是所有這些融為一體，形成一種新的類型。」卡勒指出，20世紀後期以來，這種混合類型的理論研究愈加越出了文學研究的范圍而向其他領域延伸。

「這種意義上的理論已經不是一套為文學研究而設的方法，而是一系列沒有界限的、評說天下萬物的各種著作，從哲學殿堂里學術性最強的問題到人們以不斷變化的方法評說和思考的身體問題，無所不容。」由卡勒的描述和分析來看，進入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理論」話語實際上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文學理論」，即「系統地解釋文學的性質和文學的分析方法的理論」；一種是各種 「文學研究的理論」，是外來理論對文學的侵入，這種理論研究雖然有時也會包括文學的解釋在內，但通常是非文學的討論，只是形成「關於綜合性問題的爭辯」，其對文學研究的意義（如果說有的話）是在於它們能夠對文學的思考提出一些表面看來是來自其他領域的挑戰，並為文學的研究重新定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