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從中西文化對撞的角度來考察新文學的歷程。這方面的主要成果是周發祥、李岫等人對中外文學交流史的研究與書寫、黃萬華對中國文學中的跨文化因素的考察、胡翠娥對晚清小說翻譯的文化研究等。應該說，新文學的發生有對古典文學傳統的繼續，也有對西方文學的吸收。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中國現代小說作為一種嶄新的小說形態，雖然建立於五四時期，但這種變化的源頭，可上溯至戊戌變法前後。‘小說界革命’口號下創建的‘新小說’，無論是內容或形式，都已經開始接受西方小說的影響，產生許多新的因素。”而且近代文學史、現代文學史和當代文學史也告訴我們，中西文化對撞對新文學的推動確實有一個比較清晰的線索：新文化發生之初，就和外國文學的翻譯分不開；尤其是五四文學很大程度上是在中西文化對撞中產生的。錢理群、溫儒敏等學者就認為，五四文學革命的發生與清末民初域外小說翻譯的大盛有關，它刺激和啟迪了新舊時代交接中的中國作家，他們在借鑒與模仿中很自然地將本土的傳統文學與世界性的現代文學做比較，從而打破思想封閉狀態，開始參與世界文學“對話”，這又勢必引起中國文學內部結構的變遷。第二階段是新中國成立之初，當代文學受到蘇俄文學的影響。第三個階段是改革開放後，西方文藝思潮的湧人和大量西方作家作品的譯介，使新時期文學又進入一個高潮。新文學不但在與西方的對撞中得到發展，而且其內部就有多種文化的交叉和融合。黃萬華就說過：“自‘五四’新文學以來，由於外來文化影響的多源多流，加上中國大陸、臺灣、香港等又處於不同的政治格局、社會體制之中，同一民族文學內部逐漸產生了種種跨文化因素。而海外華文文學日漸融入居住國文化環境之中這一歷史存在，使中華文學內部的跨文化因素更加明顯。經過較長時間的考察，我甚至覺得，民族內部跨文化因素的產生、成長，是一個民族文學的現代性與古典性的一種根本區別。”他還認為：“20世紀是中國文學從古典性、一統性向現代性、分合性過渡的時期。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文學逐漸衍生成為世界性的漢語文學。”黃萬華對新文學存在跨文化因素的研究不但為新文學的縱向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也為橫向考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圖景。

以上這兩種考察新文學發展的方式所對應的基本上是傳統的文學社會學和比較文學的方法論。前者主要從文學的外部政治環境的考察來尋找文學內部的美學嬗變（不過，這種視角一不小心就會陷入到庸俗社會學的研究之中），後者主要是從不同族群、不同國家的文學交流與互動的層面來看新文學每一個階段的新的面貌。

應該說，以上兩種視角與方法是比較正統的文學史書寫的思路和文學研究的方法，它們能夠清晰梳理新文學的發生發展歷程，也能夠深刻地剖析文學現象背後的政治和文化的因素。但我們不得不說的是，已有的新文學史以社會政治的動因為主線的書寫確實存在著“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和“實證主義”、“功利主義”與“科學主義”的觀念。魯樞元在評價20世紀文學史書寫時，有一個很精辟的論述。他認為，五四文學革命運動時期，中國文學史書寫的主流，是以胡適為代表的“科學實證”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