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語言學為包括結構主義文學理論在內的一系列學科提供了關鍵概念、視角和分析框架。索緒爾（Saussure, 1959）區分了語言實例（parole）和語言系統（langue），為語言學指出了研究對象，使語言學成為一門真正的現代科學。喬姆斯基（Chomsky, 1965）區分了語言的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也區分了人的語言行為（linguistic performance）與語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為語言學和心理學指明了研究對象——語言能力。

比爾維奇（Bierwisch, 1970: 98-99）在「詩學與語言學」一文中指出，詩學的真正研究對象是「文學文本中出現的且能夠決定詩歌的特別效果的那些特殊規律性現象」，最終目標是人的詩學能力（poetic competence），即「人能夠產出詩性結構並理解其效果的能力」。這種詩學能力與卡勒（Culler, 1975）在《結構主義詩學》中提出的「文學能力」沒有本質區別。

認知詩學研究文本里潛藏的規律性現象和人的文學能力，在方法上與包括索緒爾和喬姆斯基在內的 20 世紀許多思想家從現實世界研究虛擬世界的主張是一致的（參見封宗信，2002，2014）。

認知轉向下的詩學，以科學的語言學描寫和分析為主要手段。法國理論家巴特（Barthes, 1975）、托多羅夫（Todorov, 1969）的結構主義方法和美國結構主義文學理論家卡勒（Culler, 1975）開創的結構主義詩學與文體學有很緊密的聯系。
文體學的三大分支之一是文學文體學，因此文體學也特指文學文體學。斯多克維爾（Stockwell, 2002: 60）認為，文體學是文學語言學（literary linguistics）。利奇（Leech, 1983）認為，文體學就是研究文學語篇的那種語篇分析。認知文體學有時是認知詩學的別名（Stockwell, 2002: 6），而認知詩學有時候被稱作認知文體學或認知修辭學（Stockwell, 2002: 60），原因不外乎它們在認知範式下的概念、方法和理論有共同點。斯多克維爾接著指出，從語言學理論角度而言，認知詩學不是為了構建語言學理論，而是從認知語言學里提取概念，推動真實文學文本的閱讀。

在這個過程中，語言的作用是為了達到一個目的。認知詩學最早被文體學家運用在文學研究領域，是自然而然的事。本文認為，尤其在認知詩學越來越多地吸收了心理學、社會學、語言哲學、批評理論等成果之後，比 20 世紀 60 年代的語言學詩學（Jakobson, 1960）把語言學與文學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更進了一步，把文學研究的科學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

認知轉向下的詩學，範圍很廣，因此把認知詩學看做後經典詩學「之一」也許更恰當。它既是後經典詩學之一，也是文學的科學研究——「文學學」的體現。文學科學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不同。認知科學家、心理學家、神經科學家、計算機科學家、人工智能科學家等對文學作品的分析，是他們學科領域的專業研究。恰如心理語言學（psycholinguistics）不同於語言心理學（psychology of language），文學的心理學研究不同於文學的心理學（psychology of literature）。

同理，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不同於語言社會學（sociology of language），社會學視角的文學研究不同於文學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literature）。那麽，「認知詩學」與「認知之詩學」（poetics of cognition）或普通認知理論也有不同。文學研究勢必涉及到對文本的心理學和社會學分析。以嚴格的實證調查方法著稱的心理學和社會學對虛擬世界中人的感情和社會行為進行分析，一定具有文學批評價值，應該是「文學科學」的一個重要部分。自然科學家對文學的研究並非文學批評和文學評論，但對提升文學研究的科學性有重要價值。因此，認知視角下的詩學是一門兼具科學性和人文性的「文學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