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主義在華文文學最虛弱的時候進入新馬華文文學。《蕉風》開始介紹現代派文學的時候，期望能夠“牽涉到馬華文壇今後一個階段的趨向”，“給文壇帶來新的生機、新的希望、新的光榮”。[⑤]。現代主義至少在兩個方面向馬華文學昭示了建立其文學獨特性的前景：一，現代主義文學可以使馬華文壇擺脫中國文學及其日漸蒼白的現實主義，從美學上獲得或開場馬華文學的獨特性。現代派經常被批判的“崇洋”，從另一個側面也可以看作是它的某種歷史意義；二，回避敏感的社會政治現實處境，創造某種“美學距離”，一方面可以使華文文學更安全，另一方面也可能使華文文學更深刻，現代主義華文文學撐過馬華文學的低潮期，努力創新開辟新的生路。我們在馬華文學獨特性這條主線上理解馬華現代主義文學，可以把它看作馬華文學獨特性在美學層面上的推進。

三

我們將馬華文學獨特性當作馬華文學史發展的主線，它是主要的方向、主要的問題，也是主要的焦慮與論爭所在。它在馬華文學史的起點上，就設立了一個馬華文學難以擺脫的困境，這個困境包括一個必須堅實但又隨時可能塌陷的立足點和兩個相互矛盾但又必須選擇的極端。

那個必須堅實但又隨時可能塌陷的立足點，在於馬華文學的本土化。本土化是現代世界文學總體中個別民族國家文學存在的理由。馬華文學的本土化意識是以“獨特性”話語表達的，有政治與美學兩個維面，這兩個維面至今都存在著所謂“獨特性焦慮”。

政治維面從朦朧的馬來亞地方文藝的認同到愛國主義文學，馬華文學似乎已經獲得了民族-國家文學的認同。這是必須堅實的基點。但是，隨時可能塌陷是因為民族-國家文學是以民族語言為載體的，華文是少數民族語言，用少數民族語言創作的文學，是否可以成為國家文學？如果不可能，那麽，愛國主義主旋律的馬華文學是否就可能失落那個立足點？這種歸屬危機是時時可以感覺到的，感覺到被背叛與被遺棄。

馬華文學的本土化表現在美學維面，是獨立的文學傳統的確立。而這一文學傳統的確立，必須形成獨特的藝術理想、美學風格，依靠一系列偉大作品構成“經典”體系。但在短短的幾十年間，這是無論如何也做不到的。沒有偉大作品的文學是否是獨立的文學？如果在理論主張上提出獨特性多年而在創作實績上又無法落實獨特性，自信危機是否就可能出現？怎能抵禦外來的否定或攻擊。

馬華文學獨特性是馬華文學的根命，它所面臨的焦慮與危機就是所謂“存在的焦慮與危機”了。馬華文學必須具有獨特性，否則馬華文學就可能失去存在的理由與意義。這是一個立足點，但這個立足點不論在政治維面上還是在美學維面上，都難以落實。這是所謂立足點的空虛。另一方面，還有現代文化環境的斷裂。馬華文學體驗到的現代性與中華性的沖突，可能是當今世界文學同類經驗中最覆雜的。

馬華文學獨特性純粹是一個現代性文學觀念。馬華文學初期的現代性意義，諸如科學、民主，並沒有什麽內在矛盾，獨特性階段的現代性意義轉移到現代民族-國家文學上，就出現了矛盾。只有在現代世界文明體系中，才存在所謂民族-國家文學的意義。這種意義是在西方啟蒙運動到浪漫主義文學時期確立的，代表人物是歌德與席勒。現代民族-國家理念將民族-國家文學崇高化神聖化，成為民族-國家精神的象征。現代性文學觀念在理念上要求馬華文學成為馬來西亞民族國家文學，而在以馬來語為國語的國家裏，華文文學或者放棄華文，或者放棄那個現代性的民族-國家文學理念，否則都有些名不正言不順。

對馬華文學而言，現代性是個時間概念，但包含著明顯的空間維面，其空間維面即西方性。馬華文學獨特性建立在本土文化基礎上，接受現代性理念，但必須超越現代性的西方性維面。除了現代性理念為馬華文學設置的“存在的焦慮與危機”外，現代性中所包含的西方性，也是馬華文學獨特性所必須回避的。現代主義文學在馬華文學中發展的障礙主要就是其“外源”。現代主義文學經驗也必須本土化。而將現代主義文學本土化的途徑，在馬華文學中卻不得不借助於中華性，只有用一種傳統抵禦另一種傳統，因此，在現代主義文學發展的盡頭，我們發現“尋根”意象。這種尋根並不是追尋中華文化之根，而是質疑中華文化之根，這在李有成、李永平等人的創作中明顯可以感覺到。

中華性看上去是個空間概念，一個異地國家，但又包含著時間維面，即傳統性。源於西方現代性民族-國家文學理念的馬華文學獨特性，從一開始就設立了與“中華性”的沖突。這種沖突首先表現在空間維面上，即那個異在的國家——中國。馬華文學獨特性在政治認同上可以脫離中國，文學傳統上卻一時難以脫離中華文化傳統。但中華性的政治維面與美學維面、空間維面與時間維面經常是難以分離的。馬華現代主義文學試圖以現代性/西方性對抗傳統性/中華性，最終在美學上建立馬華文學傳統。牧奴羚、南子、商晚筠、溫瑞安、溫任平（溫瑞庭）的創作即表現出這樣一種傾向，但誰也未能完成這一過程。馬華現代主義文學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現代性/西方性與傳統性/中華性的斷裂，而是掩蓋了它。當“危言”再起的時候，所有的危機與焦慮又將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