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一名精神分析師，我就像小說中角色西爾維婭·勒克萊爾克（Sylvia Leclercq）一樣，既不能把德蘭放在沙發上進行「心理」解讀，也不能采取那些自我虛構小說家的姿態，把他們的幻想當作傳記來呈現。這既不是聖人的傳記（那有多矯揉造作啊！），也不能通過某種模型的格子來「理解」她的散文。我想，身為一名身處第三個千禧年的女性，我要與我們時代的文化一道，一邊閱讀德蘭的著作，一邊與德蘭編織一場對話。這是一場無盡的對話，我與這位加爾默羅會（Carmelite）修女「同居」了十年——這是一場難以結束的寫作歷程。

彼得·保羅·魯本斯（Peter Paul…

1974年，法國知識分子代表團受邀訪問北京，圖中外國人左起：弗朗索瓦·瓦爾（Fran-çois Wahl，1925-2014，法國哲學家、《太凱爾》雜志編輯、結構主義者）、朱莉婭·克里斯蒂娃（1935-）、菲利普·索萊爾斯（PhilippeSollers，1936-2023，克里斯蒂娃的愛人，上月5號剛剛去世）和馬塞蘭·普萊內（MarcelinPleynet，1933-，法國詩人、文學評論家），與他們同行的羅蘭·巴特…

共產主義與革命

喬治·尼瓦：索爾仁尼琴花了一些時間才理解蘇聯政權的本質。盡管經歷了一些失望，但他一直保持著樂觀態度。在你的經歷中，革命信仰起到了多大作用？

朱莉婭·克里斯蒂娃：我非常贊賞你對索爾仁尼琴的深入解讀，通過你，我了解到他是如何放棄共產主義，轉而沉浸在俄語和東正教信仰中。然而，我的經歷完全不同。我成長於一位達爾文主義者的母親和一位東正教信仰者的父親之間，由此養成了討論和辯論的習慣。我對母親的愛使我反叛了父親的信仰，然而我被這個男人對共產主義政權的堅定反抗困擾著，就像他的座右銘一樣：「我的女兒們，離開這個地方！從地獄的腸子里逃出去！（指的是我們的家鄉保加利亞）」父親認為，學習外語是實現這個目標的一個方式。俄語是必修的，但更重要的是法語，然後是英語。…

問題是，如何在不借助信仰的情況下應對身處危險之中的人類——就像2004年本篤十六世（Ratzinger）、波肯費爾德（Böckenförde）和哈貝馬斯（Habermas）會面時主張的那樣？面對受景觀和金融影響、被權力欲望驅使的數十億個自我，面對這些，我們可以尋找到什麼樣的「信仰」，「團結的紐帶」或者「規范意識」呢？我試圖通過精神分析的研究回歸人類關係的基礎要素，其中包括欲望及其可能帶來的災難、空虛的痛苦、對信仰的需求和對理想的投入。

聖保羅在《聖經·詩篇》中說道：「我因信，所以如此說話。」（第116章）當精神分析師面對「我信」和「我說話」時，會遭遇兩種體驗。弗洛伊德在母子共生關係…

喬治·尼瓦：這些確實是當時的普遍做法。1956年至1959年期間，我經常給我的父母寫信。很久以後，我的一個患癌症的法國朋友給我寫了一封信，說：「我需要你知道，我為克格勃工作，我將你的所有信件翻譯成俄語。」即便如此，面對這些類型的譴責，如何解釋左派媒體的這種仁慈？

朱莉婭·克里斯蒂娃：的確，右翼媒體對這起誹謗案件沒有一個字的報導。是不是有些人依然沉浸在過去革命的承諾中，持有對「精英」的懷疑，對某些個人生活經歷表現出貶損呢？在這個案子中，「她」指的是我，我選擇了法國，所以我要麼是「人民的敵人」，要麼是潛在的克格勃特工——這可能是這些斯大林主義警察後繼者的邏輯推理。…

陪伴成為主體的過程，成為自己的過程，以及自我流放（self-exile），這些成為我身為語言學家和符號學家研究的核心，甚至早於我開始陪伴我在沙發上的病人。我最初研究所謂的「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將語言和語言的結構引入社會歷史語境，同時尤其重視在主體間（intersubjective）語境中的運用。

後來，我發展出一種既非笛卡爾式，也非現象學的概念，一個將弗洛伊德的無意識（unconscious）整合進去的說話主體（aspeaking…

【譯注】參閱克里斯蒂娃在「國際精神分析協會」第51次大會上做的講座《女性特質倫理學的序曲》（Prelude to an Ethics of the Feminine），倫敦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廳，2019年7月24日。下月推送這篇文章的譯文。

在我與凱瑟琳·克萊門特的對話中，我們深度探討了「享樂」這一主題，它引導我們走向宗教和神聖的領域。「享樂」超越了快樂，改變了性存有（sexuality），但並不「去性化」（desexualize），因為「享樂」將我們與內心自我和他者的對話聯系起來，並以此方式超越了個體與他者和「俗世肉身」（the flesh of the world）的連接和交流，這一點在科萊特…

互文性也譯作「文本間性」，是法國後結構主義批評家克莉思蒂娃提出的，意在強調任何一個單獨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其意義是在與其他文本交互參照、交互指涉的過程中產生的，由此，任何文本都是一種互文，在一個文本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種能夠辨認的形式存在著其他的文本，諸如先前的文本和周圍文化的文本。在極端的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任何文本都是過去的引文的重新組織。

作為一個重要批評概念，互文性出現於20世紀60年代，隨即成為後現代、後結構批評的標識性術語。互文性通常被用來指示兩個或兩個以上文本間發生的互文關係。它包括(1)兩個具體或特殊文本之間的關係(一般稱為transtexuality)；(2)某一文本通過記憶、重複、修正，向其他文本產生的擴散性影響（一般稱作…

質言之，「發現了」巴赫金理論、「發現了」第二個索緒爾思想的克里斯特瓦，以其「文本間性」理論超越結構主義，而影響了羅蘭·巴特，影響了「如是」派這批巴黎先鋒前衛知識分子。

然而，這只是互動的一個方面。換一個角度看，克里斯特瓦的文本理論乃是「如是」派及其「整體理論」的一種總結。被視為克里斯特瓦文本理論的那篇「核心文本」，在探討「文本間性」時僅次於「詞語、對話與小說」而經常被提及的另一篇文章，乃是「封閉的文本」(texteclos)，其藍本可能是「文本的結構化問題」。後者也是克里斯特瓦的一篇重要論文。1968年…

【摘要】克里斯蒂娃是符號學、後結構主義等領域的代表人物，其學術具有非常廣泛的交叉性，具有顯著的跨學科優勢。克里斯蒂娃的後結構主義符號學，確立了文本詮釋的新局面，不但將各個不同的文本交織起來，而且開啟了文本、文化、心理研究三者結合的研究路徑。

朱麗婭·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又譯為朱麗婭·克里斯麗娃、朱麗婭·克里斯蒂瓦、朱麗婭·克…

內容提要：克里斯蒂瓦的哲學旨在促成一種情境的出現，在其中主體是一個「開放的系統」，或一件「進行中的作品」，一種「向他者開放」的生成；由此能夠同時帶來我們自己身體的一種修正形式。她呼喚新的身份的形成，——但這不是象徵的解構，而是它的轉型。

著譯者簡介：波拉·祖潘茨·艾塞莫維茨（Paula Zupanc Ecimovic），斯羅文尼亞普利茅斯卡大學人文學院講師。主要著作為《斯羅文尼亞當代文化中的性與性別》。目前是著名法國哲學家露絲·伊利格瑞所主持「語言、性別與公民身份」課題組的重要成員。譯者金惠敏，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理論室研究員。

朱麗婭·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

魚龍混雜的一群人…

而我，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將提出一些建立在對克里斯蒂娃理論研究基礎上而得出的結論。

首先，跨學科研究的需要，與我們不能為文學提供一個嚴謹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概念直接相關。俄國形式主義者嘗試對文學進行界定，其他理論學派也做出了努力，但是最終都是徒勞的。在羅得費·扎德（Lotfi Zadeh）的術語Lotfi A.Zadeh, al.eds., Fuzzy Set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o Cognitive and Decision Processes, Academic…

摘 要：法國是當今世界符號學研究的三大王國之一，而且是唯一一個真正形成過符號學運動的國家。 這里符號學人才濟濟，克里斯蒂娃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她所倡導的互文性思想和解析符號學理論受到世界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互文性指符號系統的一種互換關係，它受西方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符號學、文化符號學、精神分析學、哲學等學科的影響，表現形式多樣，集中體現了引文性、社會性和轉換性三個基本特征，該思想的提出無疑是對結構主義符號學以及傳統文學研究的超越。 解析符號學更是對結構主義符號學的一種反叛和挑戰，它主要來源於巴赫金(Bakhtin Michael 1895—1975 ）的語言哲學思想，同時與馬克思的價值形成理論、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以及拉康的分裂主體理論密切相關，主要內容包括文本間性理論、意義生產動態理論和過程主體理論。…

在這次訪談中，巴特回顧了克里斯特瓦對巴赫金思想的介紹對於自己的啟發。巴特指出，那些分析讓自己「隱約看到了將文學寫作當作一種其他寫作的對話、當作一種寫作內部的各種寫作之間的對話來進行分析的可能性。一部作品的寫作，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薩德、雨果的寫作，在其詞語的線性發展的表明之下，包含著反復、戲擬、別的寫作的回聲」，「如果文學是各種寫作之間的對話，那麽，很顯然整個歷史空間都重新回到了文學語言之中」。[4]

巴特還在其他的很多場合談及克里斯特瓦和互文性。1969年…

我理解奧利維爾·蒙然的擔憂，就我而言，面對外國人和超然存在（它們是我們數字時代社會心理和政治架構的兩大支柱），我一直在質詢人文主義的失敗。外國人常常被民族主義者恐懼，無論是出於實際的恐懼，還是因為他們往往被當作國家內部失敗的替罪羊。此外，在新興的互聯網公共領域中，國家級技術精英們很難有效地滿足公民網絡用戶對理想和信仰的需求，因為這些需求很難被准確地翻譯和傳達。然而，這兩種人類需求仍然普遍存在。

民族國家仍然是被「不存在的國家」吞噬的新人類的最佳容器嗎？我的答案是「是的」。民族國家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抗抑郁劑，只要它能與整體、區域和文化群體（例如歐洲）建立聯系。然而，這種聯系的代價是什麼？…

儘管弗洛伊德和拉康均承認初始的二元體是由母親和嬰孩共同組成的，但他們所強調的則是父親及其陽物的功能。戀母情境強化了律令並啟引嬰孩進入語言。對弗洛伊德和拉康來說，還有一個第四階段，即象徵階段。克里斯蒂瓦認為，這一階段將一切都統一起來，使人開口說話；它是物質性的拒絕，是出現在內部的他異。象徵只是主體形成過程的一種表現形式。物質性拒絕，它本質上是社會－生物性的，開闢了通向言說性存在的道路；這一行動有母愛的幫助，是母親支持着一直走向拉康鏡像階段的象徵性「拒絕」。克里斯蒂瓦指出，嬰孩要克服卑污的母親，只能經由某種父性的代理，它不光是如拉康所聲稱的對象徵的需要，而且還有對愛的需要。

在其關於卑污的論述中，克里斯蒂瓦考察了路易斯－費迪南·賽林納（Luis-Fidinand…

為了將無意識整合進語言理論，克里斯蒂瓦需要改造主體理論，使它能夠包容、利用意指過程的異質因素。她將主體發展成為所謂的「過程主體」（subjet en procés） 。這樣的「過程主體」理論是她著述的一個持續的主題，尤在其精神分析的實踐和體驗中得到充分的展露。

二、卑污、愛與主體的形成

克里斯蒂瓦對精神分析的介入帶給她一個方向性的改變，這一變化反映在她八、九十年代的寫作中。她撰寫了無數闡說以上主題的文章，1977年以《多元邏輯》…

克里斯蒂瓦認為，被結構主義所理論化和確定邊界的實證性符號空間，其對於主體實則是排斥的，因為它有其自己一套獨立的與生死有關的符號系統，有其前面提到的所謂「穹若」。西方話語帶有它以之為基礎的福音書的蹤跡：語詞由行動的效果所構成，該行動遵循語詞之作者及目的(destinataires)從象徵功能角度所堅持的欲望誓約。既然所有符號都是關於某一物(chose)劫後餘存的符號，該物是被棄的、缺席的和死亡的，那麼作為絕對欲望的文學就代表了一種對生命、對緩解焦慮以及對克服危機進行最艱難認定的話語。

自出版《詩性語言的革命》以來，克里斯蒂瓦一直都在考察文學和藝術表達中的碎片現象，特別是狂歡、卑污、迷離等，是它們反襯出社會主流話語的局限，表達出那些被壓抑的和無言的東西。她考察了「過程」，認為它統貫着主體和主體的交流結構。…

克里斯蒂瓦決意將語言當作動態的、越軌的和「物質性」的事物。它不是一個靜態的工具，不能被簡約到邏輯命題那樣的層次，簡約到能夠為理性所隨時把握的層次。她批評，結構主義因為埋頭於語言的「設定的」（thetic）或靜態的方面而將語言設想為一個同質結構。而她的符號論則揭開了語言的基本的異質性，儘管它也關切於話語以及話語的言說主體。



對於其符號分析來說，語言是一個意指過程，語言實踐既是一個體系也是一種越界(否定性)，是「聲音生產的衝動性基礎」與聲音發生於其中的社會空間的共同產品。為創建這一新的符號理論，克里斯蒂瓦對她曾鍾愛的黑格爾、馬克思和弗洛伊德多所借鑑，但另一方面她又總是與他們保持着一個批判的距離，其間她插進了一種新的動能，一種革命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