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將提出一些建立在對克里斯蒂娃理論研究基礎上而得出的結論。

首先，跨學科研究的需要，與我們不能為文學提供一個嚴謹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概念直接相關。俄國形式主義者嘗試對文學進行界定，其他理論學派也做出了努力，但是最終都是徒勞的。在羅得費·扎德（Lotfi Zadeh）的術語Lotfi A.Zadeh, al.eds., Fuzzy Set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o Cognitive and Decision Processes, Academic Press,1975.中，「文學」書寫的集合，類似於所謂「中年人」在社會的集合，這是一種模糊的集合，因其所依賴的事實數據具有不定性，而受到意識形態的制約。至於這個事實數據，我們會考慮平均年齡以及對於動態類型的虛構。而說到這個意識形態的制約，思想的文化先見以及美學模式就浮現於腦海。事實上，我們通常毫不猶豫地認同某個指定的人是中年人（我們不會考慮是稱呼他/她年輕或者年老）。

當我們在閱讀一篇《黨派評論》上的文章時，我們通常會本能地意識到它屬於文學大類中的一個類型——短篇小說（我們絕不會將其誤讀為政治論文，盡管這一期刊發表了很多政治方面的文章）。我們同樣知道，這些讓我們得出結論的標准，在其他時代，或者其他地域，往往是不被接受的。在讀者眼中，中世紀的法國詩人弗朗索瓦·維庸（François Villon,1431—1463）在寫《大遺言集》（Grand Testament）時早已年過中年，而西爾維婭·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卻英年早逝；但事實上，這兩人都只活到三十來歲。貝朗熱（Bérenger）的作品在他在世時就被看作文學作品，但如今已沒有多大價值。法國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的例子卻完全相反。關於這種模糊性，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所謂的文學，是在歷史中的某個既定時刻和既定社會環境中的文學。

正如克里斯蒂娃先前所陳述的，「文學」是我們的文化所消費的對象。它被看作一個成品，而它的生產過程卻常常被忽視。Julia Kristeva, Le texte du roman.Approche sémiologique d'une structure discursive transformationnelle, Mouton,1970, p.50.當我們將這一過程考慮進來時就可以意識到，作品的趣味性或者重要性，並不取決於它是否被視為「文學」作品。對一個作品是否屬於文學的判定既是倫理的，又是美學的，因此具有馬克思主義中主流意識形態的功能。使得作品變得重要的，恰恰是文本的存在，即詩性語言。我在前文提到過數學的論證，從科學的視角來看，這種數學的論證極其重要；而就我們個體以及群體「存在於世」的層面，詩性語言，具有更加本質的意義。

若我們考慮一部作品產生，就需要關注使這部作品得以存在的動力。這種動力是通過我們所謂的「書寫主體」而不是「作者」來傳輸的。因為作者強調的是創作作品的人的意識目的，而創作具有凌駕於作品意義之上的權威性。書寫主體的概念，駁斥了薩特的幻覺，即所謂無論讀者在閱讀中有多麼深刻的體驗，「作家一定比他們走得更遠。無論讀者如何在著作的不同部分找到關聯……也都是因為這些關聯是作者有意呈現的」Jean-Paul Sartre, Situations I I, Gallimard,1948, p.103.。這並不意味著否定所有的目的性，或者拒絕給有意識地書寫著作的人一個角色，而是強調意識遠遠不能主宰書寫的過程，書寫主體是一個複雜的、意指的動力（參考本書1.5、1.10節、3.4節內容）。

那麼，書寫主體不僅包含了作者的意識，同時也包含了其無意識。而尤為重要的是，我們要拒絕重複幾十年前的錯誤——被誤導的批評家們認為，他們可以通過研究作家的傳記，然後嘗試著運用他們從傳記中所獲得的知識來解釋作品，從而對作家本人進行精神分析。事實上，這個出發點須是文本，整體的文本，而不應當是其他。在某種程度上，（盡管我們應該小心翼翼地不要過分討論）文本分析和弗洛伊德的夢敘述之間存在著相似性。二者之間的一個重要差異，是文本分析不止包含了一個層面，敘述夢境並不會必然地讓敘述者成為詩人。在《恐怖的權力》中，克里斯蒂娃對塞利納的作品進行文本細讀，這為以上觀點提供了很好的論證。

（[法]朱莉亚·克里斯蒂娃《詩性語言的革命》，2016，四川大學出版社，張穎、王小姣譯，7-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