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也譯作「文本間性」，是法國後結構主義批評家克莉思蒂娃提出的，意在強調任何一個單獨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其意義是在與其他文本交互參照、交互指涉的過程中產生的，由此，任何文本都是一種互文，在一個文本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種能夠辨認的形式存在著其他的文本，諸如先前的文本和周圍文化的文本。在極端的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任何文本都是過去的引文的重新組織。

作為一個重要批評概念，互文性出現於20世紀60年代，隨即成為後現代、後結構批評的標識性術語。互文性通常被用來指示兩個或兩個以上文本間發生的互文關係。它包括(1)兩個具體或特殊文本之間的關係(一般稱為transtexuality)；(2)某一文本通過記憶、重複、修正，向其他文本產生的擴散性影響（一般稱作intertexuality）。

所謂互文性批評，就是放棄那種只關注作者與作品關係的傳統批評方法，轉向一種寬泛語境下的跨文本文化研究。這種研究強調多學科話語分析，偏重以符號系統的共時結構去取代文學史的進化模式，從而把文學文本從心理、社會或歷史決定論中解放出來，投入到一種與各類文本自由對話的批評語境中。

對互文性的界定分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的定義以熱奈為代表，這種定義認為：互文性指一個文本與可以論證存在於此文本中的其它文本之間的關係。廣義的定義以巴特和克里斯蒂娃為代表，此種定義認為：互文性指任何文本與賦予該文本意義的知識、代碼和表意實踐之總和的關係，而這些知識、代碼和表意實踐形成了一個潛力無限的網絡。

對於互文性，朱莉婭·克里斯蒂娃曾說：「每一個文本把它自己建構為一種引用語的馬賽克；每一個文本都是對另一個文本的吸收和改造。」有趣的是，著名詩人 T. S. 艾略特對此早就以調侃的口吻說過：「小詩人借，大詩人偷。」〔卡爾·貝克森和阿圖爾·甘茨：《文學術語詞典》（紐約：努恩戴出版社，1989），第129頁。〕這種「偷」是指文本在「互文性的鏡子」里相互反映，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艾略特本人的《荒原》。

朱莉婭·克里斯蒂娃在1969年出版的《符號學》一書中首先提出了互文性這一術語。

她指出，正如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由「無限組合的意義」（signifiance）不確定地反映出來，主體則被投射入一個巨大的互文性空間，在那里他或她變成碎片或粉末，進入他或她自己的文本與他人的文本之間無限交流的過程中。〔朱莉婭·克里斯蒂娃：《符號學》（巴黎：色依出版社， 1969），第89頁。〕

克里斯蒂娃在《詩歌語言的革命》（1974）中指出：「無論一個文本的語義內容是什麽，它作為表意實踐的條件就是以其它話語的存在為前提……這就是說，每一個文本從一開始就處於其它話語的管轄之下，那些話語把一個宇宙加在了這個文本之上。」克里斯蒂娃對互文性理論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她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互文性的引文從來就不是單純的或直接的，而總是按某種方式加以改造、扭曲、錯位、濃縮、或編輯，以適合講話主體的價值系統。〔帕特里克·奧唐奈等編：《互文性與當代美國小說》（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1989），第260頁。〕（原載 29.7.2019 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