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次訪談中，巴特回顧了克里斯特瓦對巴赫金思想的介紹對於自己的啟發。巴特指出，那些分析讓自己「隱約看到了將文學寫作當作一種其他寫作的對話、當作一種寫作內部的各種寫作之間的對話來進行分析的可能性。一部作品的寫作，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薩德、雨果的寫作，在其詞語的線性發展的表明之下，包含著反復、戲擬、別的寫作的回聲」，「如果文學是各種寫作之間的對話，那麽，很顯然整個歷史空間都重新回到了文學語言之中」。[4]

巴特還在其他的很多場合談及克里斯特瓦和互文性。1969年8月底，在塞伯羅尼別墅舉辦的「文學風格研討會」上，巴特作了題為「文體及其意象」的發言。會上有代表要巴特對所謂「文體是一個不斷征引的過程」(acitational process)做進一步說明。巴特說，「征引過程」也就是一個無窮無盡的傳承過程。世界和文本均被看作無窮無盡的代碼體系，其中任何一種代碼始終和另一種代碼相連。因此，當我們必須解釋某個信息時，我們不得不轉向另一代碼，而這一代碼又把我們引向另一代碼，以此類推，至於無窮。巴特借這個機會介紹了茱莉婭·克里斯特瓦等「如是」派知識分子的互文性理論。[5]

在《S/Z》中，巴特首先要創造一種新形式的書寫/閱讀，據說它是文本間性這一概念的產物。克里斯蒂娃的影響力是顯而易見的：按其展開的方式考察其過程，用結構化取代結構，「發現克里斯蒂娃所謂的能產性(productivite)」。(巴特1970年5月20日在接受雷蒙·貝盧爾訪談時所言，入《語音的種子》(Le Grain de la voix)，LaSeuil，1981，p.73)

巴特正是以書寫/閱讀的展開方式(它是無限的和永遠開放的)領悟這個生產視野的。巴爾扎克1830年創作的中篇小說《薩拉辛》的文本及其在當代語境、語碼中的融化，清晰地表達了巴特的下列欲望：尋求無限的書寫，這種書寫與尋找單一或多元成因系統毫無關係。因為正是這個系統導致了對文本的封閉解釋，導致了對文本的確定闡釋。

巴特走向文本間性，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克里斯特瓦娃1966年著作的重新定向。1973年7月初，克里斯特瓦進行國家博士論文答辯。聽完她的答辯，巴特並不提問，卻當堂朗誦一份感謝辭：「你多次幫助我轉變，尤其是幫助我從一種產品的符號學，轉變為一種生產的符號學。」[6]198這就說明，德里達特別采納了克里斯特瓦的文本間性這一概念：

克里斯蒂娃以文本間性超越結構主義的閉關自守。不過她還是為涉及動態主體性的研究開辟了第二個新方向。動態主體性並非古典主體的主體性，而是拉康所理解的主體之主體性，即欲望主體的主體性。1966年，由於讓·斯塔羅賓斯基發表了索緒爾著作的一些片斷，克里斯蒂娃發現了所謂的第二個索緒爾，即癡迷於字謎(anagrammes)⑤的索緒爾。克里斯蒂娃立即看到了下列兩者之間的相關性：其一是對處於索緒爾的外在文本之下的專名的探索； 其二是拉康概括出來的分析方法。[3]85

（原載 中國民俗學網 | 發布日期：2014-09-27【作者簡介】周啟超，男，安徽無為人，文學博士，黑龍江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