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克里斯蒂瓦的哲學旨在促成一種情境的出現，在其中主體是一個「開放的系統」，或一件「進行中的作品」，一種「向他者開放」的生成；由此能夠同時帶來我們自己身體的一種修正形式。她呼喚新的身份的形成，——但這不是象徵的解構，而是它的轉型。

著譯者簡介：波拉·祖潘茨·艾塞莫維茨（Paula Zupanc Ecimovic），斯羅文尼亞普利茅斯卡大學人文學院講師。主要著作為《斯羅文尼亞當代文化中的性與性別》。目前是著名法國哲學家露絲·伊利格瑞所主持「語言、性別與公民身份」課題組的重要成員。譯者金惠敏，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理論室研究員。

朱麗婭·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 1941-）不僅被公認是西方符號學界最重要的理論家之一，而且在文學理論、美學，在文化批評、精神分析理論與實踐等方面也有着強勁而獨特的聲音。在英語文化圈，她被看作是「法國女權主義者」，與海倫娜·西蘇(Hélène Cixous)和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一道構成托利爾·莫瓦(Toril Moi)所謂的「法國女權理論的新神聖三位一體」。儘管三位女權理論家的哲學觀點、關注問題以及寫作風格各異其趣，因而這樣的歸類或許不夠確切，但是若與其他女權主義作家和理論家相比，她們之間還是存在有較多的共同性的。

1966年，年方25歲的克里斯蒂瓦從保加利亞前往巴黎攻讀語言學博士學位。是年，拉康的《文集》(Ecrits)和福柯的《詞與物》出版。在保加利亞同鄉、文學批評家托多洛夫(Tzvétan Todorov)的幫助下，她不久即融入巴黎左岸的知識界生活，並在當時最富盛名的評論刊物《批評，語言》和先鋒文學刊物《原樣》(Tel Quel)上發表語言學和文學批評論文。值得一提的是，克里斯蒂瓦後來與《原樣》雜誌主編菲利浦·索羅爾斯(Philippe Sollers)結為伉儷。60年代末，《原樣》成為對寫作政治學中再現理論進行批判的一股重要力量。這本雜誌對克里斯蒂瓦的影響是持久而深入的。

朱麗婭·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 1941-）

一、符號對抗象徵

克里斯蒂瓦給法蘭西知識界的第一印象除了其語言學論文之外就是她對俄國形式主義者米哈伊爾·巴赫金著作的介紹和闡釋。在《符號學，關於符號分析的探究》（Σημειτιиη: Recherche pour une sémanalyse, 1969）中，她用《語詞與對話》一章分析和凸顯了巴赫金著作的特色。這一章的寫作方式是後結構主義式的，她從巴赫金那裡借來了語言的另類特徵如不敬、嘲諷、顛覆和狂歡等等，由於它們的衝擊，結構主義那些優雅的範疇便土崩瓦解了。在此她引入了一個對她來說至關緊要的概念「言說主體」，將它作為語言分析的主要對象，這一概念產生於她對巴赫金「對話主義」的閱讀，她認為，對話是主體文本與接受者文本之間的永無休止的交換，由此她的一個重要概念「文本間性」（intertextualité）得以成形。

巴赫金（1895-1975），前蘇聯著名文藝學家、文藝理論家、批評家

本書還為她自己的「言說主體」理論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一個出發點，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同時是她對那不可分析的進行分析的出發點，所謂「不可分析」是指某些事物的不可表現性、異質性，以及個體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極端的他異性。再者，本書還表現出克里斯蒂瓦對另一主題的關注，即對此一領域的象徵性挪用，如在其後期著述中所證明的，此挪用是通過對兩者特質的不斷編織而實現的。

最後一章的標題是「形式的發生」（L’engendrement de la formule）。在這一章里，她解釋了她所特別使用的幾個概念：如「文本」（texte）意指生產的某一類型，它在歷史中占有一個確切的位置，並代表着一個特殊的科學定義；如「符號分析」（sémanalyse）是關於文本意指的理論，它視符號為一特別的要素，能夠確保對這一發生（engenderment）的再現，這個發生是符號發生的內在過程，是符號的另類場景。

(本文作者：波拉·祖潘茨·艾塞莫維茨；譯者：金惠敏；2020-11-02 10:33 來源: 實踐與文本 ；標題英譯：A Dialectic Space between the Semiotic and the Symbolic: A Critical Study of Julia Kristeva’s Philosophy by Paula Zupanc Ecimovic (Sloven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