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與革命

喬治·尼瓦：索爾仁尼琴花了一些時間才理解蘇聯政權的本質。盡管經歷了一些失望，但他一直保持著樂觀態度。在你的經歷中，革命信仰起到了多大作用？

朱莉婭·克里斯蒂娃：我非常贊賞你對索爾仁尼琴的深入解讀，通過你，我了解到他是如何放棄共產主義，轉而沉浸在俄語和東正教信仰中。然而，我的經歷完全不同。我成長於一位達爾文主義者的母親和一位東正教信仰者的父親之間，由此養成了討論和辯論的習慣。我對母親的愛使我反叛了父親的信仰，然而我被這個男人對共產主義政權的堅定反抗困擾著，就像他的座右銘一樣：「我的女兒們，離開這個地方！從地獄的腸子里逃出去！（指的是我們的家鄉保加利亞）」父親認為，學習外語是實現這個目標的一個方式。俄語是必修的，但更重要的是法語，然後是英語。

對我來說，革命一直和法國革命相關，我仍然保留著我在學校的筆記本，里面記載著我對伏爾泰、盧梭、狄德羅的研讀。當然，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父親最喜歡的作家。盡管他告誡我不要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以免擾亂我正在塑造的笛卡爾式精神，但我的一些異議朋友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贊不絕口，所以我也開始偷偷讀了他的作品。

令我驚訝的是，在閱讀你的文章時我才發現，年輕的索爾仁尼琴並未讀過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甚至覺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令人「倒胃口」（cloying），直到後來他才開始接觸這位作家。在保加利亞的政治回暖期間，我開始轉向皮埃爾·戴克斯（Pierre Daix）和阿拉貢在《法國信函》（Les Lettres françaises）中描述的「修正主義」（revisionist）共產主義，轉向了超現實的語言「革命」，然後轉向「新小說」（New Novel），那是我博士論文的主題。更准確地說，我的文章關乎共產主義解凍期，關乎共產主義記者阿爾伯特·科恩（Albert Koen）的著作。我到達巴黎時只帶著五美元，等待能讓我完成論文的獎學金，最終我贏得了他的青睞。

喬治·尼瓦：喬治-尼瓦特：後來你與羅蘭·巴特和菲利普·索萊爾斯一起進行了這次偉大的中國之旅。你期望在那里發現什麼，你在這次旅行中留下了什麼重要之物？與紀德（Gide）不同，你從未寫過一本《訪中國回來》（Return from China）。

【譯注】紀德訪問蘇聯後寫了《訪蘇聯回來》（Return from U.S.S.R，1937）。

朱莉婭·克里斯蒂娃：我對中國思想充滿了興趣，於是我在巴黎第七大學報讀了中文專業。我對共產主義如何在一個如此迥異的國家文化中得以實現充滿了好奇。我把去中國的行程視為一次民族學甚至人類學的觀察項目。因此，我的政治失望感尤為強烈，我們遇到的人正在用蘇聯的論證和修辭反抗蘇聯的教條主義。我們不能去〇〇，也不能見學生，但我們的主人非常有禮貌，向我們介紹了許多女性。

從道教開始，在婦女權益運動的影響下，女權主義借著1919年的「五四運動」在中國扎根，之後由國民黨發展，這是毛澤東的女權主義的來源。回國後，我寫了一本關於中國女性的書。在中國，存在著一種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女權主義。毛澤東的女權主義植根於此，鼓勵女性在「〇〇〇〇〇」期間反抗黨的官僚主義以實現自我解放。無疑，這里需要一些「工作」和「指揮崗位」，但這與在其他政治制度和其他宗教記憶下的順從形成鮮明對比。

《中國婦女》（About Chinese Women）是我「訪中國回來」之後寫的一本書，的確，它並不太像紀德的著作。這本書標志著我的一個轉折點——我開始對政治失去興趣，投身於精神分析。

我選擇「投身」，因為在我最初的法國生活中，有種想要流放（exile，或譯作「放逐」）的欲望，這是一種挑戰，也是一種機會，它尤其涉及一種冒險，一個獨自建立新關係的自我重新定義過程。然而，我覺得，唯一不會被定型為一種歸屬感（或「屬於某處的感覺」）的承諾就是精神分析。

菲利普·索萊爾斯將精神分析帶入了我的視野，他引導我走向尼采和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那是一種被超現實主義攪動的精神分析，也就是拉康（Lacan）的精神分析。但這也引領我回到源頭，回到弗洛伊德。我將精神分析視為一種轉向，轉向開放（openness）。我通過新學到的東西提出了性別身份、道德價值、關係和語言的問題。亞維拉的德蘭（Teresa of Ávila，1515-1587）總結了我身為精神分析師，身為流放者的心境：「我覺得，愛不可能滿足於停滯不前。」（《靈心城堡》，El Castillo Interior，或譯作《七寶樓台》）

（朱莉婭·克里斯蒂娃：《身處中心的個人》[The Individual Person at the Center] 來源：《洛杉磯書評》[LARB]，2020年3月19日，譯自帕特西·博杜安[Patsy Baudoin，MIT]的英譯本; 陳榮鋼譯 2023-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