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克里斯蒂娃是符號學、後結構主義等領域的代表人物，其學術具有非常廣泛的交叉性，具有顯著的跨學科優勢。克里斯蒂娃的後結構主義符號學，確立了文本詮釋的新局面，不但將各個不同的文本交織起來，而且開啟了文本、文化、心理研究三者結合的研究路徑。

朱麗婭·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又譯為朱麗婭·克里斯麗娃、朱麗婭·克里斯蒂瓦、朱麗婭·克里斯特瓦、朱麗葉·克里斯托娃、於麗婭·克里斯特娃，1941年一)原籍保加利亞，後來入了法國籍。克里斯蒂娃的理論以多元多角度的方式闡述，將黑格爾、弗洛依德、拉康、巴赫金、羅蘭巴特、班貝尼斯特等多位大師的理論運用到符號學、後結構主義等方面。克里斯蒂娃的主要學術著作有《符號學——解析符號學研究》(1969)、《語言未知物——語言學的嘗試》(1969

年)、《小說文本：轉換話語結構的符號學方法》(1970年)、《詩歌語言的革命》(1974~)、《恐怖的權力》(1980~)、《愛的故事》(1983年)、《黑暗的太陽》(1987年)、《自己的外人》(1988年)、《外國人——我們內在的東西》(1991年)、《心靈的新疾病》(1993年)、《反抗的未來》(1998)、《感性的時間》(1999年)、《漢娜·阿倫特》(1999年)、《梅勒妮·克萊因》(2000年)等。她提出的解析符號學(sem-analysis)、互文性(intextuality)、異質性(heterogeneity)等概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她提出的「互文性」概念為文藝學界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論視野，奠定了後結構主義文本詮釋觀的基礎，形成了文化與詩學相交融的批評模式。

一、符號學研究

解析符號學是克里斯蒂娃為符號學界做出的重要貢獻。克里斯蒂娃在她1969年出版的論文集《符號學——解析符號學研究》中提出了這個概念，並在隨後的著作中不斷對其進行詮釋與補充。其博士論文《詩歌語言的革命》集中了克里斯蒂娃符號學的精華思想。克里斯蒂娃的解析符號學與羅蘭·巴特後期理論異途同歸，都是對結構主義符號學的反思與質疑。她認為科學的符號學要應運用解析的方法，符號意指的過程不是設定的、停滯的，而是一個不斷的生產過程、流動過程。

克里斯蒂娃強調符號的異質性。克里斯蒂娃反對把符號視為一種能指與所指固定對應的規範客體，認為規範語言是符號中的一種特殊現象，藝術、詩歌、神話就不能完全化約為這種規範語言客體。她將符號學與精神分析學結合起來，將弗洛依德的潛意識理論運用於符號學研究，認為符號意指過程具有一個生理基礎，是人生命的沖動，但她又反對將符號的意指過程完全歸結於人的欲望，認為社會、歷史對符號的意指也具有決定作用，因此她不但在語言學上比弗洛依德的理論更進一步，而且脫離了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框架，重視社會與歷史的變動因素，從生命沖動與社會壓抑的矛盾衝突中論述符號的生成原因與生成意義。

符號的異質性通過否定之否定來達成。「在斷裂的痕跡中，在所有獨立客體缺席的狀況下，在利用預測記憶痕跡來生產的異質性中，否定變得極為穩定。」∞「記號的重刻是持續的否定。記號對否定的阻礙是為重新激活否定，好讓它回過頭來分裂、質疑記號。」因為符號的異質性，在符號的意指過程中，否定是個持續不斷的過程，它拒絕永遠停留在任何一個固定點。符號的意指也永遠處於意義的不斷分裂中，一個意義取代著另一個意義，隨即又準備著被另一個意義所取代，在持續的否定中，符號的任何意義都只可能獲得暫時性。

克里斯蒂娃區分了符號(semiotic，也可譯為記號)與像徵(symbolic)兩種不同形式的意指過程來說明這個問題。克里斯蒂娃認為「在組成語言的意指過程中，符號與像徵這兩種形式不能分離，它們之間的辯證關係決定著話語的類型，如敘述、元語言、學說、詩歌等」。語言的符號性來自於生理上、身體中的驅力，是被壓抑的驅力的釋放。它是書寫中的節奏，自由自在，「它具有音樂性，前於判斷，只被語法所束縛」。像徵是社會性的、歷史性的、邏輯的，是主體與客體相統一的意指系統。它看似具有確定性，又常常受到符號表達的干擾，因為符號是像徵的前提，「作為像徵的前提條件，符號機能是一個更加基本的組合系統」（3）。


（2015年第8期總第27期〈傳播與版權〉；[作者] 羅美晨，紹興文理學院；朱媛，博士，紹興文理學院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