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解奧利維爾·蒙然的擔憂，就我而言，面對外國人和超然存在（它們是我們數字時代社會心理和政治架構的兩大支柱），我一直在質詢人文主義的失敗。外國人常常被民族主義者恐懼，無論是出於實際的恐懼，還是因為他們往往被當作國家內部失敗的替罪羊。此外，在新興的互聯網公共領域中，國家級技術精英們很難有效地滿足公民網絡用戶對理想和信仰的需求，因為這些需求很難被准確地翻譯和傳達。然而，這兩種人類需求仍然普遍存在。

民族國家仍然是被「不存在的國家」吞噬的新人類的最佳容器嗎？我的答案是「是的」。民族國家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抗抑郁劑，只要它能與整體、區域和文化群體（例如歐洲）建立聯系。然而，這種聯系的代價是什麼？

它要求與整體、區域和文化群體（例如歐洲）建立聯系，但在這種聯系中不應再排除其他的「人類」存在。然而，為了重新獲得這種聯系，民族國家必須重新審視和闡釋構成宗教的記憶，並重新建立起從宗教中分裂出來的普遍主義人文主義（universalist humanism），同時質疑它自身，質疑那些宗教信仰。

在原始社會中，「外來者」被視為敵人，那麼在現代社會中，他們是否可以消失？全球化和虛擬技術的發展殘酷地喚起了這種根本的陌生感，無論我們以什麼方式成為定居者——從身體上扎根於某個地方，或被流放——都或多或少地治愈了「外來性」（foreignness）。

一旦人類開始尋求一個不存在的國家作為他們的歸屬，那麼超越群體、家庭、宗族、制度和國家的普遍性問題就必然浮現出來。這對民族主義專制主義（nationalist absolutism）構成了挑戰，也對現代社會提出了問題。法國的世俗主義通過保持自然的普遍人性（沒有「神聖」的本質，正如美國《獨立宣言》所述）與國家公民之間的分離，為保障個體多樣的宗教經驗提供了一種途徑，並通過發展和實現人的普遍權利，基於自由、平等和博愛這三個要素逐漸消減了二元論的存在。

長期斗爭最終促成了男女之間的平等和均等，最近還見證了性別權利和婚姻權利的承認。然而，僅僅從我們的價值觀中制定道德准則尚且不夠。重要的是，要通過這個國家歷史上進行的斗爭敘事來支持這些價值觀，使自由、平等和博愛對那些缺乏這些價值觀的人具有意義。然而，這只是第一步。為了重建人文主義的普遍願景，關鍵是將這些價值觀融入每個人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個性化經驗中。

我有一個弱點，我相信人文科學的發展，特別是精神分析的發展，希望重建人文主義的普遍目標。精神分析並非宗教的替代品。弗洛伊德並沒有要求人們對無意識的父權提出要求，精神分析也沒有宣稱一切都與「性」有關。它不提供一種模式，也不提供面對宗教狂熱的「保守良知」，更不提供信仰與理性之間的聯系。事實上，精神分析揭示了構成我們身份的激進「外來性」，它是可轉移的。它在對信仰的需求中發現了超越性，而信仰的需求又是認識欲望的基礎。「可轉移」意味著什麼呢？轉移是在分析者和被分析者之間建立的一種關係，「通過這種關係，我們意識到，有時，我們認為是自己的東西對我們來說是陌生的，而我們認為是陌生的東西有時卻是我們自己的」，這正是聖奧古斯丁對上帝的定義。

（朱莉婭·克里斯蒂娃：《身處中心的個人》[The Individual Person at the Center] 來源：《洛杉磯書評》[LARB]，2020年3月19日，譯自帕特西·博杜安[Patsy Baudoin，MIT]的英譯本; 陳榮鋼譯 2023-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