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法國知識分子代表團受邀訪問北京，圖中外國人左起：弗朗索瓦·瓦爾（Fran-çois Wahl，1925-2014，法國哲學家、《太凱爾》雜志編輯、結構主義者）、朱莉婭·克里斯蒂娃（1935-）、菲利普·索萊爾斯（PhilippeSollers，1936-2023，克里斯蒂娃的愛人，上月5號剛剛去世）和馬塞蘭·普萊內（MarcelinPleynet，1933-，法國詩人、文學評論家），與他們同行的羅蘭·巴特（RolandBarthes，1915-1980）沒在照片上。(照片略)

受訪人：朱莉婭·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1941-）

采訪人：喬治·尼瓦（Georges Nivat，1935-）、奧利維爾·蒙然（OlivierMongin，1951-）

朱莉婭·克里斯蒂娃：《身處中心的個人》[The Individual Person at the Center] 來源：《洛杉磯書評》[LARB]，2020年3月19日，譯自帕特西·博杜安[Patsy Baudoin，MIT]的英譯本; 陳榮鋼譯 2023-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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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尼瓦：讓我們再來談談那個棘手的案子。2018年3月，法國和美國的報紙報導了保加利亞國家安全檔案官方委員會發佈的一些信息。這些信息似乎顯示，在20世紀70年代，你被保加利亞的特工部門招募為間諜。這些檔案重新浮出水面，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尤其是《新觀察家》（Nouvel Observateur）和《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等報紙，它們似乎毫不猶豫地采信了這些檔案。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一情況？

朱莉婭·克里斯蒂娃：這個「案子」確實很重要，因為它揭示出一種趨勢，媒體越來越愛將極權主義歐洲的記憶做防腐處理，而不是真正對這場歷史災難進行重新評估。今天，這個歐洲正在以民族主義復仇的形式復蘇。令我非常震驚的是，《新觀察家》這樣的報紙會毫不猶豫地撲向這些所謂的「揭露」，甚至都沒有對保加利亞秘密警察的操縱行為表示質疑。《世界報》的編輯們在轉載了第一批指控性報導後，還發表了歷史學家索尼婭·康伯（SoniaCombe）的文章，她在文中警告讀者不要對這些被篡改和偽造的檔案草率下結論。

這次攻擊非常殘酷。有一天，我收到了一位自稱是《新觀察家》記者的匿名人士發來的信息，他告訴我，我是間諜薩賓娜（Sabina）。我被嚇了一跳。我回答道，這聽起來像是一個糟糕的笑話，並憤怒地拒絕了她。但已經為時已晚，他們正在撰寫這篇報導。現在，許多人將他們的憤怒寄托在過時的意識形態上。但所謂的先進民主國家以所謂的清洗和「淨化」為借口，忽視並因此驗證斯大林主義警察的行為，這不可接受。後共產主義政權進行的清洗也是如此。索爾仁尼琴（Solzhenitsyn）曾經對極權主義制度發出警告，他寫道，在那里，謊言比壓制自由更有害——這些謊言滲透到整個社會關係中，首先是吸乾、誹謗和廢掉一個人的存在。

後來，兩份「案件檔案」被公之於眾。其中一份讓我感到非常沉重，把這個難以置信的故事變成了一種內心深處的創傷。它涉及到32封信，其中大多是寫給我的父母的，另外還有兩封來自菲利普·索萊爾斯（Philippe Sollers，1936-2023）的家人。這些信件在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警方偷走。我不清楚這些信是在我父母在世的時候被逼迫交出的，還是在他們收到之前就已經被攔截了。這就像是一次精神上的侵犯，對於那些沒有經歷過這種侵害個人童年和家庭親情的人來說，這是難以理解的事。另一份檔案則由國家安全部門整理，聲稱有16名合作的特工曾審訊過我，盡管沒見到我的簽字。我對一些普遍問題的觀點（比如阿拉貢、「布拉格之春」、巴勒斯坦等）也沒有得到確認。而且，我也沒有被指派過任何情報任務。

我反駁這些報導的訪談見於《星期日日報》（Le Journal du dimanche）、法國版的《名利場》（Vanity Fair）和《瑪麗安娜》（Marianne）等媒體。我在訪談中說過，這所謂的「事件」始於1971年。那一年，索萊爾斯和他的《太凱爾》（Tel Quel，「asis」）團隊發起了1971年的六月運動，這場運動深深受到毛主義的激勵。這份案卷最後得出結論認為，我是一個毫無價值的間諜，但是考慮到我丈夫（索萊爾斯）與中國和阿爾巴尼亞大使館的關係，他是需要關注的人物。在1974年中國加入聯合國後，我們是首批受邀訪問中國的知識分子代表團。盡管這份文件明顯是一個監視文件，但是《新觀察家》和《紐約時報》都沒有質疑它的真實性。這是斯大林主義警察的一種卡夫卡式陰謀，他們創造報告以證明他們的使命。直到最後，一個高級官員得出結論：「無效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