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經濟實踐的「社會—空間根植性」

文化經濟地理視角同時強調經濟活動和實踐的「社會—空間根植性」(socio-spatial embeddedness)[27]，關注特定情境下經濟行動者之間的社會文化關係與社會互動[12]。

在主流經濟地理學研究中，已有大量學者討論知識溢出、集體學習、風險資本活動等經濟實踐與行動者之間交易成本的降低，聯系與信任的建立，共享語言、慣習、規範和制度的形成，以及集群增長之間的聯系[57-59]，也形成了一整套概念和術語體系，包括非交易相互依賴(untraded independencies)…

我們在研究「place」時，要研究兩個基本內容：一個是感受（feeling），這個地方一旦說出來，會帶出感受。我的老家是海城，你只要提到海城，我馬上心底會熱一下：「海城怎麽了？」但是其他人不會有這種感受。講地方會有感受，至少對某些人會產生感受，這是「地方」這個概念一定包含的內容。還有一個就是意義（meaning），延安的意義非常清楚，一說延安，中國人都知道意義何在。還有一些地方，哪怕你沒有去過，但是這個地方的出現一定告訴你一種意義，比如柴達木盆地。我是從來沒去過柴達木盆地的，但因為我小時候讀了很多地理書，說柴達木盆地有各種水晶、奇怪的寶石、奇怪的生物，至少在我的理解中，它是一個非常神奇的、特別的自然地理區域。…

巴特認為，任何一個文本都是一個互文本，其它文本程度不等地以多少可以辨認的形式——先前的和環繞（文本）的文化的文本形式——存在於這一文本之中。〔羅蘭·巴特：「文本的理論」，收於羅伯特·揚編《解放文本》（波士頓：勞特利奇出版社，1981），第39頁。〕

德里達的互文性理論則認為：每一個文本，每一種話語，都是能指的「交織物」（interweaving）或「紡織品」…

通過上述研究，本案發現:宋代詞人整體情感的時間變化與宋代國勢發展基本吻合，隨國家的興衰而變化;詞人情感在不同時段的空間分布有所不同。地理環境等因素造成了不同詞人地方感的空間差異，而歷史事件引發的民族情感，又促成了宋朝詞人整體地方感的形成和變化。本案基於GIS空間統計方法，對不同詞人的情感進行定量化處理，將個體地方感的研究整合為對整個文人群體地方感的研究，嘗試進行地方感尺度的調換，為情感地理學中詩詞意境的定量研究提供了新的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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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閱讀《地理學與地理學家》過程中，了解到1945年以來英美人文地理學界的關於人文地理學學科性質的三種概念：經驗科學、人文主義科學、批判科學。唐曉峰在隨筆中一直貫穿著一種深受西方人文地理影響的學術風氣，他強調西方人文地理學「人味兒」十足，老覺得不能簡單地說地理學是「地學」，人文地理學正經應該說是「人學」。作者坦然入門於《地理學與地理學家》，所以在骨子里應該有一種關於人文地理的研究範式。關於人文主義思潮、後現代思潮，及其陣營中的現象學、觀念論、存在主義、心理學等等都是重視人類心智活動與文化現象的思想流派。…

目前，隨著數字化技術的發展，消費者參與文化創意和內容制作的合作創作或開放式創新，不斷湧現，文化創意產業被認為是某種社會網絡產業[69]，顯示出與廠房經濟和流水線經濟等傳統模式迥異的特征。所謂文化經濟的項目網絡生產模式，主要是圍繞一個個、一次次、不同的、臨時的、任務型的「酷（cool）」項目，對生產要素加以組織、管理、運作及其價值實現。每一本圖書、每一部電影、每一個藝術作品、每一次廣告運動，都是不同的文化產品、文化「項目」，需要通過組織各種不同人才及其所擁有的異質性技能與知識、形成特定項目團隊而運行[70]，並隨著項目的完成而解體。…

其實，在文學世界中，地方依戀往往通過「思鄉主題」、「家園情結」和「愛國主題」呈現出來，由此表達作者對家鄉、對國土的認同感和歸屬之心。就成長地域而言，家鄉是一個人實實在在的成長地域，有具體性和可指性的地理內涵；國家也是一個人的成長空間，但作為地域空間具有更多的抽象色彩和普泛意義。



當一個人被問及「你是哪里人」時，假若他身處國內，便會以自己的家鄉所在地來回答，若在國外就會以自己祖國的名稱作答。中國現代作家與古代文人一樣，都具有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家國精神和戀地情結，他們深愛自己的棲居地、家園和祖國。聞一多寫於1926年《死水》把黑暗的中國比喻成「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實乃因對中國每一寸土地愛得太深太切。1925年他抱著殷殷的愛國之情從美國留學提前歸來，不料看到的是國內軍閥混戰、生靈塗炭、滿目瘡痍，因此以揭露與批評的視角從負面上表達了對祖國大地的正向熱愛。…

雖然克里斯蒂娃是提出互文性這一術語的第一人，但她是受到了俄國學者巴赫金的啟發才提出來的。巴赫金把互文性的概念（而不是互文性這個術語）——文本/文化關係引入了文學批評理論。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諸問題》中稱陀氏的小說是「複調小說」，這種小說堅持運用語言的不同方式和評價「現實」的不同方式的 「並存和相互作用」。〔參見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諸問題》（英文版）（安阿伯：阿迪斯出版社，1973），第20—23頁。〕

巴赫金還進一步指出「複調小說」體現了「文學的狂歡節化」（the carnivalization of literature）。在起源上，狂歡節不是一種文學形式，而是複雜的文化行為的一種綜合，是有著其儀式和象征系統的一種「信仰諸說混合論的盛觀」…

2、自行車出行越來越難

我在報告的一開始就將「可及性」視為人文空間的基本品質。那麽，對於城市道路資源而言，它的可及性就體現在路權的分配上。有路權，就有可及性；無路權，就沒有可及性。而路權在不同交通模式中的分配，也就決定了不同道路空間之間不同的可及性程度。…

你終於來了，

你比任何冷冰冰的神

在里西亞遙遠的

海岸下的一間房間裏，

你比任何高高在上的﹑

不能感動我的神

更為美麗，

這裏，在多子的草葉中。

比撒著殘葉的阿基斯特…

地方誌里數量最多的是府州縣誌，一般來說地方誌主要是指府州縣誌。其中縣誌的資料比較具體詳實，歷史的整體性強，府誌往往也是在縣誌（及州誌）基礎上編纂的，所以初讀地方誌應當先讀縣誌，研究也應該以縣誌為基礎。以上萬曆《新昌縣誌》的事例，就說明了縣誌的重要性。府州縣誌也容易與族譜等互相配合使用，共同構成地方文獻群體以省為範圍纂修的地方誌是通誌，明代創修並普遍化。《中國地方誌聯合目錄》著錄現存各類明代通誌 37 種，名稱不一，有通誌、總誌、大誌、大記、圖經、誌、書等名稱。清…

這個名單才是你和世界建立的真實聯系，這個名單上每一個地方在你個人的經驗當中都是重要的，沒在名單上的地方可能對你來講意義不大，於是，世界原來是選擇性的。人本主義就是要尋找這種選擇的多樣性。選擇要通過理性，也要通過情感。我們每個人的生活經驗中都會有特殊的東西駐守在情感記憶中，這裏面不光有人，還有地方，這些地方對你來講，也像親人一樣，伴隨你的一生。這類事情對一個生活著的人來說，重要不重要？當然重要！

活人的地理知識不光是到什麽地方發財、到哪裏去買東西，還有熱愛哪些地方。只講你到哪去發財、到哪去買東西，是不夠的，要把這個世界完整建立起來，一定要講熱愛的地方，以及為什麽熱愛它？人本主義地理學要研究這些問題。人本主義地理學家就是要提醒大家，在人和地的關係當中、在人的地理知識當中存在這樣一類東西，我們必須把它找回來。…

有必要強調的是，文化經濟地理學在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兩種主要範式，分別是「文化的經濟化」範式(economization of culture)和「經濟的文化化」(culturalization of economy)範式[41]。前者主要關注作為一種生產要素被納入商品和價值體系的文化[42]，研究對象通常為文化產業、創意產業等新興的經濟部門[4-7]。後者則強調從認識論層面重新對經濟進行概念化，使其具有文化系統和社會過程的意涵。本文討論文化經濟地理學視角時更側重後者，認為不必囿於文化產業，而應該是涵蓋更廣泛的社會經濟生活。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文化經濟化」的重要性被忽略。相反，文化創意產業因其與社會文化緊密耦合的屬性，為理解「經濟文化化」提供了極具代表性的具象化案例。

2 經濟行為和實踐的文化維度…

去川菜館吃飯時，他被帶進了雅座，被動接受了這種有點身份的中國人所青睞的就餐方式，這引起他的思考：「也許是因為吃飯這件事在中國不算是正經事，所以在嘴里大聲吮著鳳爪、把大蝦的殼吐出來這種生理上必須完成的程序最好是背著別人進行？相比之下，西方的進餐活動已經成為一種公共禮節，或許是因為最早的飯店大廚在法國大革命以前都曾在皇室和貴族家庭里服務，已經養成了良好的禮儀，那種吃飯已經變成了一種演出。」

他對國內公共場所最幹凈的廁所也不及北美任何一家較為體面的餐廳里的廁所潔凈而感到郁悶，由此質疑「為什麽中華文明沒有多花一點力氣來改善生理生活上這最缺乏美感的一方面」。據他分析，美國信奉「潔凈亦是對神的虔誠」，願意掩蓋住一切死亡和腐朽的痕跡。而中國人不覺得有這種必要，把腐朽及其產物看作是種植活動的序曲和生命的開篇。(本報記者盧歡)…

其實，仔細梳理後不難發現，最早具有鮮明地方感和地方色彩的現代文學作品，並不是作者在自己家鄉之地所完成的，往往是在旅居之地「通過追憶故鄉的方式激活了某種沈睡的地方意識」(22p251)之後創作發表的。20世紀20年代，那些來自浙江、湖南、貴州等地的作家旅居北平所寫的鄉土題材小說即為明證。更不用說那些以地域命名的文學流派了，如「海派」、「山藥蛋派」、「荷花澱派」等這些充滿地方色彩的文學派別，其創作具有明顯的地方意識，分別凸顯了「上海」、「山西」、「白洋澱」等地的風土人情。



如果這些流派的作家對以上地方的地理環境毫不知曉，與這些地方的自然環境和歷史文化沒有發生任何關聯，沒有經受任何地方風物的熏陶和浸染，他們作品鮮明的「地方感」從何而來？因為，從人文地理的角度而言，「地方不僅僅是地球上的一些地點，每一個地方代表的是一整套文化。它不僅表明你住在哪兒，你來自何方，而且說明你是誰。」…

琦君來台後因雙親已逝，離鄉背井之下內心倍感寂寞，因此親友紛紛鼓勵她寫作投稿，散文〈金盒子〉在中央副刊順利刊出之後，又得文壇前輩蘇雪林及謝冰瑩的鼓勵，她便努力不懈地在副刊及雜誌投稿。琦君的夫婿李唐基先生在報紙上看到〈金盒子〉一文而對琦君心生仰慕之情，因緣際會之下兩人便結成連理，他是琦君最忠實的讀者，也是琦君的精神支柱。

琦君著作甚豐，創作力旺盛，作品以散文為主，共計出版二十多本，間有短篇小說的出版，偶也發表兒童小說、兒童翻譯小說及古典詞作賞析，曾獲中國文藝協會散文創作獎章、中山學術基金會文藝創作散文獎、國家文藝獎等，也曾多次受邀訪美，作品並且被翻譯成美、日、韓文，深受海內外讀者的喜愛，這些殊榮並未使她自得意滿，反而讓她更加牢記恩師的訓誨，寫作時「情要真，義要深，文要精，格要新」的原則。…

在許多研究者眼中，榕樹下和起點中文網上發表的是兩種風格完全不同的網絡文學，但在打破文學等級的意義上，它們的革命性是相通的：榕樹下創始人朱威廉主張「讓普通人也拿起筆來」，普通人所寫的小說、散文、詩歌等文類，可以自由發表，隨意討論，這是創作與交流環節的解放。起點中文網創始人吳文輝等人所說的「網絡文學恢復了大眾的閱讀夢和寫作夢」，強調網絡降低了類型小說的生產、傳播和閱讀的成本，促進了小說創作的規模化，滿足了大眾的類型故事消費欲望。…

REFERENCES



Abma R (1999). Bonds of Love: Methodic Studies of Prophetic Texts with Marriage Imagery, The Netherlands: Van Gorcum & Company.



Alvesson M (2002). Understanding Organizational Culture, SAGE Publications Limited: London.



Arkins B (1990). Builders of My Soul: Greek and Roman Themes in Yeats, USA: Barnes & Noble Books.



Barry D (1996). “Artful Inquiry: A Symbolic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Social 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