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克里斯蒂娃是提出互文性這一術語的第一人，但她是受到了俄國學者巴赫金的啟發才提出來的。巴赫金把互文性的概念（而不是互文性這個術語）——文本/文化關係引入了文學批評理論。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諸問題》中稱陀氏的小說是「複調小說」，這種小說堅持運用語言的不同方式和評價「現實」的不同方式的 「並存和相互作用」。〔參見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諸問題》（英文版）（安阿伯：阿迪斯出版社，1973），第20—23頁。〕

巴赫金還進一步指出「複調小說」體現了「文學的狂歡節化」（the carnivalization of literature）。在起源上，狂歡節不是一種文學形式，而是複雜的文化行為的一種綜合，是有著其儀式和象征系統的一種「信仰諸說混合論的盛觀」（syncretic pageant）。〔同上，第 100—108頁。〕

尤其重要的是，狂歡節對文化上認可的種種行為和話語的綜合性混合和反諷化。於是，「文學的狂歡節化」這種概念實際上就是一種互文性理論，或者說它是可以在文學話語與非文學話語之間進行分析的系統性聯系。巴赫金在此書中明確指出：「一個人要為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指明方向，這就意味著他應把世界所容納的一切物體，考慮為同時存在，並從時間上的某一刻去猜想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同上，第23頁〕

另一位對互文性理論有所貢獻的先行者是T.S.艾略特。他認為一位詩人的個性不在於他的創新，也不在於他的模仿，而在於他把一切先前文學囊括在他的作品之中的能力，這樣，過去與現在的話語同時共存。他說：「我們常常會發現：在他的作品中，不僅最好的部分，而且最具有個性的部分都是他前輩詩人最有力地表明他們的不朽的地方。」〔T. S. 艾略特：《聖林》（倫敦，梅休因出版社，1920），第48頁。〕

著名的敘事學家傑拉爾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在其《敘事學詞典》中對互文性下了一個較為清楚易懂的定義：

一個確定的文本與它所引用、改寫、吸收、擴展、或在總體上加以改造的其它文本之間的關係，並且依據這種關係才可能理解這個文本。

在六七十年代，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促使了互文性理論的迅速發展。一些結構主義者采用了互文性理論，認為文化的各個領域之間存在著某種形式上的聯系。一些後結構主義者則利用互文性理論打開了本體論的領域，認為可以把人類的一切話語都聯系起來。但令人注目的是這兩種探討互文性的方式都缺少主體——說話者、作者、讀者的存在。在這樣的情況下，巴特和克里斯蒂娃把主體，尤其是政治的和性的主體，引入互文性關係的空間。

羅蘭·巴特在《S/Z》（1970）一書中把文本界定為「跨學科的」（multi disciplinary）和「多主體性的」 （multi subjective）。他對讀者而不是文本予以更多的關注，他注重讀者參與文本的「表意實踐」（signifying practice—— 克里斯蒂娃所用的術語）。巴爾特把文本分為兩類：「可讀的」（lisible）和「可寫的」（scriptible）。「可讀的」文本是一類可以進行有限的多種解釋的文本，是按照明確的規則和模式進行閱讀的，是半封閉性的；「可寫的」文本則不能按照明確的規則和模式來閱讀，已有的解碼（decoding）策略不適合於這類文本，「可寫的」文本是以無限多的方式進行表意的文本，是開放性的文本。（原載 29.7.2019 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