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強調的是，文化經濟地理學在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兩種主要範式，分別是「文化的經濟化」範式(economization of culture)和「經濟的文化化」(culturalization of economy)範式[41]。前者主要關注作為一種生產要素被納入商品和價值體系的文化[42]，研究對象通常為文化產業、創意產業等新興的經濟部門[4-7]。後者則強調從認識論層面重新對經濟進行概念化，使其具有文化系統和社會過程的意涵。本文討論文化經濟地理學視角時更側重後者，認為不必囿於文化產業，而應該是涵蓋更廣泛的社會經濟生活。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文化經濟化」的重要性被忽略。相反，文化創意產業因其與社會文化緊密耦合的屬性，為理解「經濟文化化」提供了極具代表性的具象化案例。

2 經濟行為和實踐的文化維度

從經濟行為和實踐的文化維度理解「經濟文化化」，包括兩個核心內涵。首先，經濟動機和目標常常是被行動者所認同的多元價值觀、理念和文化意義所塑造的；其次，經濟實踐根植於特定的社會—空間過程，取決於行動者之間情景化的社會關係與社會互動，並且交織於更高尺度的社會結構和權力幾何之中。

2.1 文化意義形塑的多元經濟動機

在文化經濟地理學視角下，經濟活動的目標和動機不是完全被冰冷的經濟理性和技術指標所限定的，而是由特定經濟行動者所認同的意義、理念、價值觀和願景等多元社會文化要素所形構[12]。

受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傳統影響，經濟行動者長期被假設為理性的經濟人，根據完整的信息來獨立做出經濟決策和采取行動，目的在於追求效用最大化。大部分經濟行為都可以被建模和預測。然而，隨著學界對社會行動者的多元屬性的理解的不斷擴展，對於經濟動機的研究也逐漸超出了上述的單一邏輯[27]。例如，傑出經濟歷史學家Karl Polanyi就認為，效用最大化只是經濟決策的眾多驅動因素之一，至於何為「效用」以及如何實現「最大化」都是一種社會建構和社會過程[43]。Ettlinger提出「多元理性」(multiple rationalities)概念，反對傳統的經濟行為的完全理性[44]。Gibson-Graham則采納後結構主義立場，奉行多元經濟視角，認為經濟行動者是多維度社會環境和社會關係的一部分，因此是活生生的、有缺點和能動的主體45-47]。

Amin等詳細討論過熱情、同情、道德判斷、情感和互惠關係等對於經濟建構的重要作用[11]。North則探討環境變化語境下中小型企業參與低碳經濟實踐的多元動機，反對成本效益的經濟計算是唯一的驅動因素，認為企業家也有可能出於自我認同、生活信念、社區認可、關懷下一代等考慮而采取相應行動[48]。簡言之，經濟動機是一個包含經濟利益、意識形態、情感、倫理、態度等多元社會文化要素的集合。當今流行的「企業文化」便是融合上述多元經濟動機的代表性話語體系，正如Barnes所說，經濟通過特定的文化話語被積極地表征[49]，企業文化通過一套獨特的話語將企業內部、企業—顧客之間的關係定義為某種「文化」，而非單純的利潤關係[50]，它在形塑公司價值觀、工作場所文化(workplace culture)、規範慣例和制度安排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51-52]。

在知識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新經濟」部門中，社會文化要素對經濟動機和目標的形塑作用更加明顯。除了資本、技術等傳統生產要素，新產品和新技術高度依賴所謂的「創造力」(creativity)[53]，相關經濟活動常常被行動者尤其是創新者、設計者所認同的意義、話語、價值、理念、願景、身份、品位等文化要素所驅動[54]。創意和設計群體更符合Florida的「創意階級」(creative class)定義[55]，大多擁有獨特的文化偏好、價值取向、身份認同、對創造的追求和對自我實現的願景，他們當中的某些領導者還擁有流行明星般的光環和傳奇色彩。比如，Saxenian發現矽谷內部的工程師雖然在區域內頻繁流動和跳槽，但是他們對所在行業和前沿技術持有高度的承諾感和使命感，這使他們往往超越企業間的激烈競爭，構成緊密的「社區共同體」[56]。總之，經濟行動者的多元話語、意義、情感和認同等為經濟活動提供了依據，文化經濟地理學有利於挖掘特定行動者經濟行為與實踐背後的多元社會文化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