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經濟實踐的「社會—空間根植性」

文化經濟地理視角同時強調經濟活動和實踐的「社會—空間根植性」(socio-spatial embeddedness)[27]，關注特定情境下經濟行動者之間的社會文化關係與社會互動[12]。

在主流經濟地理學研究中，已有大量學者討論知識溢出、集體學習、風險資本活動等經濟實踐與行動者之間交易成本的降低，聯系與信任的建立，共享語言、慣習、規範和制度的形成，以及集群增長之間的聯系[57-59]，也形成了一整套概念和術語體系，包括非交易相互依賴(untraded independencies)[60]、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61]、本地蜂鳴(local buzz)[62]、關係鄰近(relational proximity)[63]、組織鄰近(organizational proximity)[64]、關係互補(relational complementarities)[65]、行業氛圍(industrial atmosphere)[66]和創新環境(innovative milieu)[67]等等，它們都強調一種寬泛的「嵌入性」(embeddedness)[68]，經濟行動者需要「在那兒」(being there)，才能夠貢獻集群內的信息與知識交流[69]。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文化經濟地理學格外強調知識溢出、集體學習、投資融資都是社會文化建構的情景性實踐[70-71]。

O'Neil等認為，商務就是交談，而交談要產生影響與意義則必須在獨特的社會文化實踐內部進行理解[72]，這對於「緘默知識」的交流而言更是如此[73]。緘默知識(tacit knowledge)通常蘊含很多關於「如何做事情」(know-how)的訣竅，以及關於「誰知道或誰知道做某事」(know-who)的人際關係信息，往往反映行動者對市場、產品和技術的最直觀認知、判斷和解讀。有別於「直白知識」(explicit knowledge)能以代碼化的語言和格式進行表達、通過正式渠道進行傳播，「緘默知識」則很少有書面形式，也不能被銷售和購買，只能通過嵌入本土語境的，日常的和非正式的觀察、互動和會話被傳輸[74-75]。這也是為什麼在通訊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面對面的分享和互動仍然無法被取代[76]。

例如，Saxenian發現矽谷內部從業人員的社會聯系與社會互動十分頻繁，形式既包括用餐、散步時的邂逅與閑聊，也包括在當地舉辦的各種貿易展覽會、技術研討會中的會面與分享[56]，這種「互動式學習」(learning through interaction)被認為是區域創新和競爭力的重要來源[77]i。Hubbard也指出，新的商業概念和創意常常來自於酒吧、咖啡館或其他微觀城市空間中發生的社會交往與社會互動[78]。在上述過程中，信息、知識和話語並不是被簡單復制，而是在社會互動中不斷流動、碰撞和重構，有可能促進信息整合和觀念更新，構成所謂的「日常創造力」的來源[79]。

同理，與知識、技術密集型經濟活動密切相關的風險資本被Zook稱為「聰明的資金」(Smart money，對應Dumb money)，不僅代表用於交易和投機的物質資源，更包裹了風險資本家私人的社會關係和知識體系[59]。故此，風險資本既是高度流動的，也是在某程度上鎖定在地方和社會關係中的[80]。Lv等發現，近期在中國許多主要城市興起了一股「創業咖啡館」熱潮，許多早期創業人員將咖啡館當作臨時辦公室，他們和成員鉆研方案、公開路演，也和風險投資人、天使投資者面對面洽談、敲定合作意向[81]。基於創業咖啡館這個特定的社會空間情境發生的即興邂逅與非正式社會互動，不僅有利於促進微觀層面的自我實現、中觀層面的企業發展和人才、資金和技術對接，還可能刺激宏觀層面的行業集體進步。總之，經濟實踐嵌入在具體的社會—空間實踐之中，是一個開放的過程，取決於行動者情景化的社會關係與互動。

2.3 社會身份與權力關係塑造的經濟實踐

經濟實踐是一個有關於經濟行動者的意義系統和社會文化過程，但文化經濟地理視角也強調，社會與文化系統並非是客觀存在且價值中立的[8，82]。相反，經濟行動者之間有著複雜交錯的權力關係和社會結構，這些因素對於生產的組織和管制，價值的生產和抽取都有重要的塑造作用[83-84]。

任何一項經濟實踐都涉及多元化的行動者。在現代社會，他們認同的文化和意義並非一個統一的場域，而是充滿了張力和沖突。他們掌握的知識資本和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也是不對稱的，這些要素會隨著行動者的實踐表現於經濟結構的動態變化過程之中[85]。比如，前文提及的知識溢出、集體學習都取決於行動者的社會關係與互動，但與此同時，社會關係也包含了很多個體差異和動態，有時候對於「外來者」而言不一定是開放的，而是封閉、排斥的[86]。文化經濟地理學認為生產系統中的「學習」必須考慮權力的環路，尤其是作為「局內人」參與「學習」的體驗，而不是將學習僅僅視為基於相對固定的和同質化的社會關係進行的知識和信息獲取[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