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文化地理學的介入主要關注地域文化或文化因素（而非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對文化生產、消費或文化經濟的影響[54]，不過，所謂地域文化，在城市語境下⑩，就是指不同城市的特殊性，因此，與關注創意城市的城市地理學研究，存在某種重合，即主要探討地方（或城市）獨特的物質景觀、創意氛圍、集群環境、社會關係網絡等，如何成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和影響因素；當然，更為精細的文化地理學研究指出：「地方」不僅有制度內涵，還有文化含義，可為文化產品及其工作者提供某種地理聲譽、品牌效應和認同感，作為情感產品的文化產品，需要吸收地方獨特的符號資源、風格和傳統，進行文化藝術的創作和生產，形成基於地方的創意[55,56]，例如，音樂作品和樂隊演出往往帶有地方風格，地域出身不同，演出報酬也不同[57]；藝術家對所在地原生態文化的嵌入性，從其作品表現和創作過程來看，可能偏重於物質層面而非精神嵌入[58]；廣告設計以及旅遊策劃等文化咨詢類服務公司，相對集中於某些地點，如深圳華僑城，是因為華僑城的良好形象，能夠提高這些創意公司的要價能力[15]；城市某些特定地點具有為創意階層提供合作機會、建構社會關係網絡、激發創意的獨特作用[59,60]。文化地理學特別關注文化創意產業與所在地方（或地點）之間相互作用的遞歸關係[61]，例如，廣告創意人才在倫敦的流入流出，加速了倫敦文化經濟的再領土化和倫敦亞文化的去領土化[62]。總之，關注地點（place）、地方文化因素對文化創意產業影響的文化地理學研究，與關注創意城市和創意環境建設的城市地理學研究、以及強調文化經濟活動集聚於特定空間如創意集群[63]的經濟地理學研究，呈現出基本觀點和研究思路的某種一致性，雖然這些研究所選擇的空間尺度有所不同[8]，涉及地點、創意集群、城市、區域、國家乃至全球生產網絡等從微觀到宏觀的各個尺度；這種一致性體現了地理學家對於經濟活動之地域嵌入性的高度關注，以及服務於地方發展的地理學一貫導向。但是，地理學家服務於文化經濟政策的應用目標，並未完美實現，主要原因是地理學家所開展的以往研究，對於文化創意產業內部機制仍然缺乏深入了解，包括對彼此差異較大的不同門類文化創意產業如新舊媒體產業、藝術產業、廣告和設計服務業等等的內部機制，缺乏研究，因此，如何深化以往從區域、城市、集群和地點、甚至全球生產鏈出發的文化經濟地理學研究，是一重要問題。本文認為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首先是要深入了解文化經濟與其他經濟或產業門類的差別，反思地理學的研究單位和研究方法，才能真正實現地理學家以制度建設和政策設計為實用目標的研究取向[64,65]。以下初步提出「項目網絡地理學」的設想。

4深化文化經濟地理學的切入點：「項目網絡地理學」?

4.1文化經濟的獨特性：「項目」和「項目網絡」生產模式文化產業被認為是西方資本主義從工業化到後工業化、知識經濟和信息社會轉型的重要標志，因而被稱為認知資本主義、認知—文化經濟[12]或符號象征經濟[66]，這一經濟形態的最大特點就是基於「項目」和「項目網絡」的生產模式，它改變了產業的整個市場結構、競爭結構，包括勞動力雇傭模式、工作方式、資本和生產資源的類型、來源及其組織調度和采購方式、風險處理方式和權力關係結構。例如，創意或知識，而非交通運輸成本或作為存量存在的實物原材料及其地理來源，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為適應該產業的高風險特征，文化公司將風險分擔在個人肩上，加大了創意工作者的個人責任，知識、責任和財富的分配也因此跨越所有職位以及公司邊界[67]。從產業或生產的角度來看，1970年代晚期，西方電影、出版、電視、唱片等行業的文化內容生產方式，就已逐漸從福特制大眾生產模式，即創意、制作、發行等產業環節高度集中的垂直一體化模式，轉向縱向解體和分離，形成高度柔性的經濟體系[66]，建立起少數大公司與大多數中小公司並存的市場結構，大公司原本採用的院內（in-house）集中生產模式，轉變成與眾多中小公司以及自雇和自由職業者分包、合作、基於特定項目的「項目網絡（project network）」生產方式[68]，強調圍繞臨時「項目（project）」組成核心團隊或主創的工作模式，這種模式甚至引發「公司終結論」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