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鹹平間潮州通判陳堯佐，任職期間，修文廟，興教舉士，深得人民愛戴。他說：「吾道之行兮，自（韓）公之為。在位期間，他創立韓吏部祠」以風示潮人「，又作《招韓文公文》發揚韓愈」唯道是師「之精神。這些傳承，讓韓愈成了獨屬於潮州的一種文化現象，讓後來的為官者來到這里，都會或多或少地提升自己的文人意識，內心自問為官之道。

「八月為民興四利，贏得江山都姓韓。」潮州人民從來就不曾忘記過韓愈。韓江上的廣濟橋，濃墨重彩。韓山上的韓文公祠，三層殿閣莊重典雅，甬道碑廊文氣斐然，花草樹木郁郁蔥蔥。韓文公祠隔壁，是韓山師範學院。市區內，以它名字命名的街道學校，讀一讀，都讓人為之一振。…

在學術上真有大建樹的人才能被選入院，所以法國學者以入選為最大榮譽。凡是會員著作須經全院會員審定，才出版。凡是書籍一經法蘭西學院審定，便聲價十倍，所以非會員也往往進呈著作，請求審定。

此外院中會員又常分工研究古今名著，發行論文。他們對於國語的標準也極力注意厘定。開全院會議討論如果沒有解決，就特別組織委員會去研究，其審慎可想而知。因此，法蘭西學院成為學術界的掌權衡的機關。各種學問都賴他們定標準。…

公路在這里又一次分開了一條支線。

主線，順著梭磨河一直往下，過金川，再到已經到過的丹巴。過了橋，順著足木足河，一條支線伸向更深的山中。而且，又一路生出些分支，最後，都一一地消失在大山深處。我現在考慮的是去不去這條支線，如果去，我將又原路返回到現在這座橋上，再重新選擇漫遊的路線。

這件事情頗費周章。

最後，一輛中巴開過來，停在我面前。司機叫了我一聲老師。

我懌慢回憶，這張臉慢慢變成一個總是洗不乾凈的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學生的臉。我猶猶豫豫地問：“沙瑪爾甲？”…

4．維特根斯坦在澄清概念中是如何進行的，是在什麼樣的語境中來進行的，如果這樣的一種澄清活動是可行的，那麼最後維特根斯坦是否就會陷入到語境中去？

答：我們剛才討論到關於一階問題和二階問題，那我們進一步考慮就會發現，二階思考是不會有答案的，維特根斯坦曾經説過，我們所關心的不是真不真的問題，而是有沒有意義的問題。比如我們對杜牧的詩關心的只是這句詩中的某一句話是不是有意義，而不是整個是否是不是有意義，所以我們提供的是對概念的把握，而不是對概念的理解，因此最後我們的概念考察很可能墮入理論建構。

5．陳老師，我們知道在理論上講，您對一階問題和二階問題的區分很清晰，但是在生活中這兩種問題的區分並不是很明確的，那麼您怎麼看這一問題。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説您是如何指導您的學生論文的，這是一種什麼樣的考察？…

里特法爾將互文性定位爲“讀者感知”的主要模式和幽默、荒謬、含混、模糊等特殊文學效果的來源。他認爲，每位讀者都具有對一個文本所傳達的信號和按照此文本進行“恰當的”互文性解碼而要求的語言和文化能力。里特法爾提出了“閱讀理論”，指出閱讀過程有兩個階段，“啓發式”的第一階段和“反作用的”、“闡釋的”第二階段。文本的意義只有在第二階段才能夠被確定。里特法爾閱讀理論的核心是“符意”（interpretant），即翻譯文本的表面符號並解釋文本含義的一種符號。借助于皮爾斯提出的符號學三角關係圖，里特法爾提出了文本、互文本、符意的三角關係圖。

互文性理論的提出在西方文論史上意義重大。一方面，作爲理論和批評實踐，互文性爲傳統的文本間關係分析手段提供了理論基礎，另一方面，互文性概念提供了一種文本閱讀歷史、嵌入歷史的方式，它使人們從新的角度觀察文學藝術中的一些重大問題，如文本的意義生成、文本的閱讀與闡釋等。…

由此形成了中國古代獨特的史學傳統 ,這種史學傳統由孔子開創 ,它不僅只是對歷史事實秉筆直書 ,而且要在其中善善惡惡 ,褒貶是非 ,寄寓微言大義。所以中國古代像《春秋 》、《史記 》那樣的偉大史學著作 ,同時也可以說是哲學著作。由此更形成了作為中國哲學之重要載體的經學傳統 ,漢代的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等等 ,都可以納入這種廣義的經學傳統 ,因為它們都是通過對歷史文獻的

重新闡釋來表達其哲學觀念和理論體系的。在這種闡釋中 ,引經據典 ,溫故知新 ,繼往開來 ,“史 ”便成為論證當下之“是 ”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參照指標 ,而“是 ”也就存在於歷史的延續之中。例如儒家的“道 ”究竟“是 ”什麽 ? 用韓愈的話來說就是“堯以是傳之舜 ,舜以是傳之禹 ,禹以是傳之湯 ,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 ,文武周公傳之孔子 ,孔子傳之孟軻 ”的那個東西[ 11…

那幾幢房子里有一幢毫無疑問是屬於養護這條公路的道班。

還有幾幢房子卻已經被廢棄了。廢棄的房子周圍辟出了一些小小的菜地。瘦弱的綠色里，掛著一些青色的番茄。房子的墻上還寫著很祈使的句子。我們把這種句子叫做標語。而在藏語里頭，沒有一個這樣對應的詞，如果一定要硬生生地譯過去，就只有咒語這個詞義與此大致相當。我就曾經在一個村子里聽一個村長對一個年輕人說：“你們這些會寫漢字的年輕人，往墻上，往岩石上寫一些咒語吧，鄉里的幹部來，看見了會高興的。”

這些廢棄的房子的墻上寫的標語是：

“嚴禁打撈漂木！”

“保護國家財產，打擊偷竊漂木行為！”…

[一]

宇宙間的現象，不論是外界的或心內的，在我們知覺中顯映著，而知覺自身又覺不到什麼已成的知識可以定它的意義或形容他的時候，這只是印象了。把這印象表現出來給他人享受的時候，如果是耳根領會得的就拿音樂表現；是目官收攝得的，就拿繪圖表現了。如此講來，所謂印象，便是吾人得之於外界或心象的一種完全無缺的直接經驗，倘人類有領會自然的真實在的經驗，還要將所領會的表現出來，最具體的做法，那就無過於音樂繪畫等藝術了。但是音樂繪畫，多少要經過人類的理性與技藝上的選擇，方能脫胎成形。這樣講來，比較上藝術又不敵個人的印象直接了。…

[英] 沃森著作的《人類思想史·平行真理：從維科到佛洛伊德》，敘述始於近200萬年前手斧的發明，並揭示出了在人類和語言出現之前，一些最重要的概念是如何起源的。接着，本書繼續以寬廣的視角展開思考，並認爲我們賴以生存的並非國王和總理、帝王和將軍的戰爭與協議，而是我們逐漸形成的一些至關重要的思想，也正是這些思想使人類有別於其他動物。彼得·沃森探究了人類最初的語言和詞匯、神的誕生、藝術的起源，以及金錢所造成的深刻的智力影響。

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時間：2012年5月

作者簡介：彼得·沃森，Peter…

斯密所說的這種「關心」並不是熟人、朋友間的關心, 而是最一般、最普通的同胞之感。斯密特意排除「那些特別細膩敏銳的情感」, 而將這種關心視為普通的人與人之間的同胞之情, 其目的在於說明, 作為旁觀者的我們在維護正義、懲罰非正義行為時並不需要具備超出尋常的同情能力, 只需要一般的同情能力即可。這種同情是任何人都具備的, 哪怕是十惡不赦的惡棍, 也具有這樣的同情, 它是人的秉性之一。在斯密的法律正義中, 這位裁判並不是努斯鮑姆在《詩性正義》中所描述的詩人裁判、文學裁判———這種裁判「並不追求中立性, 但是在某種程度上符合我們在第三章中描述的明智旁觀者, 要求而不是禁止同情地理解存在價值預設的人類事實」[1]121；而是一個具有一般同情能力的普通人, 他/她只需對他者懷有基本的同胞之情, 便能夠感受、體會同胞的情感。恰是這樣的普羅大眾, 成了斯密法律正義的旁觀者和裁判, 也正是這樣普通的裁判使法律正義能夠得以普遍施行。可以說, 這位旁觀者的產生是斯密對正義論的重要理論貢獻。…

在學習了很長時間的西方學術方法以後，鄧以蟄又回歸中國傳統美學。在《書法之欣賞》一文中，鄧以蟄借西方參照，如物我關係等，與中國傳統美學互相印證，求同辨異。其中既有對傳統思想的進一步深化，又力求體現現代意識。他從西方現代美學的視角出發，整合和理解中國書法理論，把書法看成表達審美情感的方式。鄧以蟄借鑒現代美學的方法闡釋了中國傳統書法思想，強調書法以筋、骨為本。這種闡釋只是在研究方法上借鑒西方，而不失中國書畫及其理論本身的特質。他說：「書法之結體，莫不有物理、情感為依據。」(23)「書之章法，肇於自然。所謂自然者亦指貫於通篇行次間之血脈氣勢也。」(24)可見，他只是借鑒西方的研究視角，瓶子里裝的依然是中國本身的酒。…

克里斯蒂娃認爲，“任何本文都是由引語的鑲嵌品構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對其他本文的吸收和改編。因此，原來的主體間性概念可以被文本間性概念取代。”（Кристева2004：167）互文性概念主要包含兩方面含義：一是一個確定的文本與它所引用、改寫、吸收、擴展、或在總體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間存在關係；二是任何文本都是一種互文本，在一個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種多少能辨認的形式存在著其他的文本，包括先時文化的文本和周圍文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對之前引文的重新組織。

稍後克里斯蒂娃在《封閉的文本》（1967）一文中，對互文性進行了定義。“現代符號學研究的對象不僅僅是話語，還研究各種形式的符號實踐，這些實踐具有超語言特征………

偉大創作發生，都在生發期。法國當盧梭、伏爾泰提倡人權民約諸說以後，學者如果讓這種學說自由擴張，結果應該造成一種生發期，類似文藝復興。不幸法國革命成為墮胎藥，沒有讓新思想充分地蔓延，就把它弄到流產了。這個時期沒有產生偉大創作，就因為這個原故。

因此阿諾德極力主張批評學者應該保持一種「無所為而為」的精神（disinterestedness），所謂「無所為而為」，就是純講學理，不粘落實際…

伯明翰學派對風格的研究，既不是從消費的層面，也不是從道德的層面，而是從階級的立場，從文化抵抗方面加以探討。爲伯明翰青年亞文化研究奠定基礎的費爾·科恩認爲，風格是用“想象的方式”表達或解決工人階級文化中隱藏或無法解決的矛盾，強調風格背後的社會、政治、文化內容。這是伯明翰學派的青年亞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在亞文化風格的形成上，保羅·威利斯在對嬉皮士（Hippy）亞文化的研究中，借助列維—斯特勞斯的“異質同構”概念加以解釋，認爲風格就是亞文化團體的自我意識與物品的可能意義之間的“異質同構”。約翰·克拉克則是用列維—斯特勞斯的“拼貼”概念，認爲風格是形成是亞文化團體借助已有物品體系和意義系統並加以挪用和篡改來實現的。迪克·海狄奇在其所著《亞文化：風格的意義》（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維柯的思想把他們引向更具體的觀念，這在文森佐·克柯令人贊嘆的《關於那不勒斯革命的歷史評論》（1800）中尤其明顯。同樣，幾十年後巴朗什在他的《關於社會重演的評論》（1827）中寫道，如果18世紀的法國人曾經知道維柯，那麼他一定會對後來發生的社會革命產生積極的影響。



維柯著作的另一特別方面，即他對作為史學輔助的史學方法和社會科學所進行的變革，被考古學家卡塔爾多·揚內利注意到了，這一點在他的著作《論人類歷史科學中的自然必然性》（1818）中得以強調。福斯卡洛和那些從他那里汲取靈感的人們主要是把維柯對詩歌的歷史闡釋的一些觀念引入了文學批評和史學。…

然而，在雄辯、魅力、學術氣的背後，激動人心也好，充滿誘惑也好，這種語言的核心仍是消沈懈怠，甚或可以說，一丁點活力也沒有——如果說那隻小鳥已經死去了的話。

她不想讓這幫來訪的年輕人留下這樣的印象，以為語言非得勉強維持一點生氣。語言的活力，其實就在於為說它、寫它、讀它的人鮮明地刻畫出實際的、或是想象的卻又可能存在的生活。雖說它有時偏向於取代實際經驗，然而它又不能當作實際經驗的替代物。



它向可能產生意義的地方傾斜。當一位美國總統將他的國家想象成一塊墓地時，他曾說過：“世界對於我們此時此刻說過些什麽將不太注意，也不會長久地記住，但它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在這里曾經做過些什麽。”這番話言詞簡單，卻含義雋永，令人振奮，因為它無意囊括這場內戰浩劫中死去60萬人這一事實。…

物質財富像潮水一樣湧入家庭，也許最早導源於巴黎經常泛濫的大傾銷、超傾銷、出空銷售，這已是歷時很久的慣例。那種無用之物，夏季滯銷秋季減價銷售，秋季賣不出去推到冬季出售，女人專買這一類東西，像吸毒上癮一樣，不是因為她們需要。而是因為東西便宜，這一類“瘋瘋癲癲事”一經進入女人家中往往就成了一種秘密約會。她們說：“我也不知道我是怎麼一回事……”就像她們講到某夜同一個不相識的男人在旅館過夜一樣。…

韓愈，字退之，號昌黎，他被貶潮州的那一年，是公元819年，比柳宗元被貶柳州晚了四年。這一年，正好是柳宗元去世。比蘇東坡被貶惠州早了兩百七十五年。後來的蘇子，在來惠州的路上寫道：「未應愚谷能留柳，可獨衡山解識韓。」他相信自己能同韓愈一樣，很快就會被皇帝召回。

那年，韓愈51歲，按那個年代看，已是人生暮年。再加上韓愈身體一直不好，四十歲上時，就說自己視力模糊，頭發灰白，牙齒松動，疾病纏身。…

陳世驤在翻譯《文賦》中的「選義按部，考辭就班」一語為英文時，極富機心地譯「班」為 order（即秩序）。看起來，陳世驤對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為詩下的定義深有會心，也說得上別有用心：詩=用最佳的秩序安置最佳的詞匯（Poetry=the best words in their best order）。



對此，陳世驤學術思想的研究者陳國球深有感慨：「這個定義本身並非特別高深，但陳世驤再進而追問『最佳秩序』從何而來，以誰的觀點來判定，所以他再從柯勒律治的文學傳記第十八章找答案（Biograhia…

克里斯蒂瓦決意將語言當作動態的、越軌的和「物質性」的事物。它不是一個靜態的工具，不能被簡約到邏輯命題那樣的層次，簡約到能夠為理性所隨時把握的層次。她批評，結構主義因為埋頭於語言的「設定的」（thetic）或靜態的方面而將語言設想為一個同質結構。而她的符號論則揭開了語言的基本的異質性，儘管它也關切於話語以及話語的言說主體。



對於其符號分析來說，語言是一個意指過程，語言實踐既是一個體系也是一種越界(否定性)，是「聲音生產的衝動性基礎」與聲音發生於其中的社會空間的共同產品。為創建這一新的符號理論，克里斯蒂瓦對她曾鍾愛的黑格爾、馬克思和弗洛伊德多所借鑑，但另一方面她又總是與他們保持着一個批判的距離，其間她插進了一種新的動能，一種革命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