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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左傳》:中國敘事文學起點與開篇 (10)

孔子是魯國人,在《春秋》所記的兩百四十年中,魯國先後有五個君主被殺,一個被趕跑,這在當時是很不成體統的大事,但孔子刪改過的《春秋經》,竟然全部隱去,一字不提。為什麽孔子要這樣做,因為他不能不照顧魯國君臣的意見和面子,不能不筆下留情。 另一方面史官又有“貴信史”的職業意識,不但不能事事皆隱,有時候還要有獨立精神,秉筆直書,“按實而書”,以求揭露事實真相;在“直筆”不可能的情況下,也要用“曲筆”委婉地透露出事實的真相來,與當權的君臣拉開一定的距離。概而言之,中國古代史官的敘述視角處在自由與不自由之間。 《左傳》作者的情況大體上也是如此。首先,作者在敘述的時候,力圖與當權者的意識形態保持距離,尊重事實真相,確有“貴信史”的一面。如宣公二年,有“晉靈公不君”一章,其中寫到晉國史官董狐在趙盾的弟弟趙穿殺死晉靈公之後,就直筆書寫:“趙盾弒其君”。 趙盾找董狐去評理,認為他自己沒有殺君,是他的弟弟趙穿干的。但董狐回答說:“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11] (P663)《左傳》還引孔子的話贊美說:“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11]…See More
yeste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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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左傳》:中國敘事文學起點與開篇 (9)

當然,按照一般的敘事學理論,立刻就會說《左傳》是按照第三人稱的“視角”來敘述的。這當然沒有錯。問題是《左傳》的第三人稱視角與別的敘事文學的第三人稱視角又有何不同。《左傳》敘述人是史官,其敘述視角是史官的視角。 《左傳》的作者是不是孔子提到過的左丘明,眾說紛紜。本文不討論這個問題。有一點可以肯定,在春秋戰國時代,各國都有史官,編寫歷史就是這些史官的任務。《左傳》是根據《春秋經》編寫的,肯定是當時魯國的史官的作品。在《左傳》中經常出現“不書,不以告也”。原來,魯國史官所寫的歷史,是由各諸侯國通報而來,如果事情發生了,別的諸侯國沒有通報,並不了解情況,就只能“不書”了。這些地方明顯地說明《左傳》作者是魯國史官。  史官的敘述視角有什麽特點呢?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 第一,是史官的口吻問題。這種口吻使敘述處於“真”與“幻”之間。誠如有的學者所言:“中國史書雖然力圖給我們造成一種客觀記載的感覺,但實際上不外乎一種美學上的幻覺,是用各種人為的方法和手段造成的‘擬客觀’效果。”[10]…See More
Thur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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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左傳》:中國敘事文學起點與開篇 (8)

沈括談的是繪畫的空間問題,他所批評李成的畫法恰好就是西方的“透視法”,而他主張的恰好就是中國傳統的“散點法”。其實,不但中國古代繪畫與西方繪畫有此差異,從《左傳》開始的敘事文學也有此差異,不過此種差異從空間透視變成為時間演進問題。中國敘事文學年、季、月、日的“以大觀小”的時間演進與西方敘事文學日、月、年的“由小到大”的時間演進有很大不同。 《左傳》等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總是先要從一個時間大框架中說起,然後再一步步沈落到更具體的時間。如《左傳》就首先要紀年,然後是這年的春或夏或秋或冬,然後才是月,然後才是日。後來的《三國演義》第一回是這樣開始的:“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國紛爭,並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紛爭,又並入於漢;漢末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建寧二年四月癸巳,帝禦溫德殿……”[9] (P2)…See More
Oct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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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左傳》:中國敘事文學起點與開篇 (7)

中國古代敘事作品也有逆時的倒敘演進,但往往是激烈衝突過後的一種綿長的回憶,一般很少那種驚心動魄的效果。如《左傳》“鄭伯克段於鄢”以“初”開始敘述,就是一個倒敘演進。所有的矛盾都已經結束,鄭莊公已經打敗了向他挑戰的親弟弟,他在潁考叔的幫助下,得以在“黃泉”下與母親姜氏相見,挽回些許與母親的感情。 《左傳》的這種逆時倒敘演進,決無驚心動魄的效果,也沒有讓讀者有猝不及防的感受。這就像秋天過後,一位獲得了豐收的農民在一個休息日,一邊飲著茶,一邊向他的朋友平靜地敘述一年的經過,盡管遭災,備嘗艱辛,最後一切都很完滿。這種節奏舒緩的逆時倒敘演進,是否可以說折射出中華古代農業文明的特征呢! 再次,《左傳》作為對《春秋經》的解釋,在標示時間的時候,與西方的計時方法,按照日、月、年的順序來標示不同,是按照年、季、月、日的順序進行的。如僖公二十七年,按照“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夏,齊孝公卒”,“秋,入杞,責無禮也。”“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3] (P442—443)。…See More
Oc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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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左傳》:中國敘事文學起點與開篇 (6)

首先,中國古代敘事文學順時序的演進多,而逆時序的演進少。《左傳》的敘事按自然時間演進的佔了絕對多數,逆時間的演進,如倒敘、插敘也有,但不是很多。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就拿前面我們談到的“晉公子流亡始末”和“晉楚城濮之戰”來說,多是按照事件的自然時間順敘,個別地方雖有插敘,其作用也很有限。《左傳》中所謂“幾大戰役”(“秦晉韓之戰”、“晉楚城濮之戰”、“秦晉殽之戰”、“晉楚邲之戰”、“齊晉鞌之戰”、“晉楚鄢陵之戰”)的描寫莫不按自然時間演進。可能受中國敘事文學的開篇《左傳》影響,像後來的《史記》、《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紅樓夢》等莫不如此。 那麽為何《左傳》和中國古代敘事文學多按自然時間順敘呢?這里有深層的文化原因。這主要是中國古代“上農”,是一種農業文明。農業文明看重耕田種地,而耕田種地當然要對四時的更替特別敏感。因為春夏秋冬四時的變化直接影響農業的生產。守時,順時,是中國古人根深蒂固的觀念,所謂“不誤農時”。就是對於那些在精神領域活動的人來說,也明白“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7]…See More
Oc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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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左傳》:中國敘事文學起點與開篇 (5)

因此古代的“道”不論儒家重在人倫之道,還是道家重在自然之道,都有原初的整體的道理和根據的意思。敘事文學在中國古代的開篇是“史”,所謂“敘事實出史學”(章學誠)。所以文學敘事也必須講“道”,即要說明事件發展過程的來龍去脈、因果根由。事件發展過程中的“突轉”還是“發現”等,都要有“道理”貫穿其間,都要有因果關係使其聯系起來,才能成為一個由主旨貫穿的整體性情節。對於讀者來說,也才能很好地理解它,並明白其意思所在。正是由於受“道”的影響,中國敘事文學作者要使一篇作品有一個明確的意思,讀者也一定要讀出一個明確的意思來,決不能像某些西方的小說那樣意義朦朧或含混。兄弟不能自相殘殺,要兄友弟恭,這是“鄭伯克段於鄢”這一章的意思所在。要經過長期的磨難和曲折,在許多人的幫助下,一個人才能獲得成功,這是“重耳流亡始末”這一章的意思所在。要自己和自己屬下的人民都“知義”、“知信”、“知禮”,這才是富國強兵之路,這是“晉楚城濮之戰”這一章的意思所在。這些意思怎麽才能被發現,這就要在事件發展中強化因果關係的描寫,因為在因果關係中,意思才會自然呈現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以《左傳》為開篇的中國敘事文學,表層是在講“故…See More
Se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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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左傳》:中國敘事文學起點與開篇 (4)

如描寫重耳逃亡進入衛國,衛文公對他無禮,連吃的東西也沒給,他向農民討飯,農民不但不給,還故意扔土塊給他,他憤怒了,要鞭打這些農民。但子犯解釋說:這是天賜啊,為什麽不要?於是行稽首大禮,載著這些土塊走了。這種“突轉”的描寫,以像征性的解釋來說明重耳日後的成功。又如,城濮之戰開始前不久,郤縠被委以中軍將。為什麽單單委任他,趙衰有一套說法;不久郤縠去世,由原來任下軍佐的原軫越級升為中軍將,也解釋說,原軫“上德”。事件中人物角色的變化,也一一說明其原因。在城濮之戰即將開始的時候,晉文公作了一個夢,夢中與楚王扭打在一起,發現楚王伏在自己身上,吸吮自己的腦子,自己反倒仰面朝天。為此晉文公感到害怕。又是子犯為他解釋說:好夢啊,我得天,而楚王則伏其罪,楚國將歸順我們。這些細節,都可以說是“閑筆”,無關宏旨。其實不然。作者正是通過這些細節的描寫,說明晉文公得到上天的幫助,力圖為晉文公的稱霸尋找原因。又,重耳返國取得君位之後,和城濮之戰後,都有一些看似無用的細節描寫,如重耳的小跟班叫頭須的求見的故事等,都可以說是“閑筆”,但“閑筆不閑”,說明晉文公知錯必改。 故事情節化,看重事件發展過程中的因果關係的描寫…See More
Au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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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左傳》:中國敘事文學起點與開篇 (3)

如晉文公的興起和稱霸的故事,這是《左傳》中的重大事件。作者寫他在流亡各國中所受到的禮遇和非禮之遇,接著寫“晉楚城濮之戰”。那麽,晉文公重耳為何能獲得城濮之戰的勝利,成為五霸中勢力較強的一霸?《左傳》在描寫晉楚城濮之戰之前,就先講戰事是由楚國圍宋、宋求救於晉開始的。這時候作者通過回敘,說晉公子重耳經過19年的流亡,回國獲得君位。僅過了兩年,就想用兵。子犯曉之以理,提出先要教導民要“知義”、“知信”、“知理”,然後才能獲得民心,形成力量,最後才可用兵。晉文公重耳一一照辦,終於富國強兵,這才能在晉楚城濮之戰中獲得勝利,奠定了稱霸的基業。這就給整個城濮之戰晉國用兵取勝從原因上作出了一個整體的解說。或者說,就是給城濮之戰這個關係到戰國新局面形成的故事注入了情節的因素。值得指出的是,《左傳》為了強調晉文公重耳終成霸業的原因,還兩次借對手楚成王之嘴作出解釋。第一次是在“重耳出亡始末”中,重耳到了楚國,楚臣子玉要殺重耳。楚成王不同意,說:“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理。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3]…See More
Jul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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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左傳》:中國敘事文學起點與開篇 (2)

就中國文學傳統而言,注重整體的觀念反映到敘事文學上面,就必然重視故事中事件的聯系,這樣才能使讀者知道“前因後果”,才會獲得意義的啟迪。第二是演進,情節在文本中如何發展,如何把在某個空間里面發生的事件,放到一定的時間秩序中來敘述,這對敘事文學來說也是一個基本要素。中國文化使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的演進帶有明顯的中華民族特色。第三是視角,即這情節由誰來講,採用一個怎樣的視點來講,這也是中國古代敘事文學所不可缺少的要素。 一、《左傳》的“故事情節化” 為什麽說《春秋經》不是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的起點,而說《左傳》才是起點?道理就在於《春秋經》只是單純的事件排列,沒有或基本沒有揭示事件之間或事件內部的因果關係,即沒有情節化。例如按照《春秋經》隱公元年,作者排列了“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3]…See More
Apr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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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左傳》:中國敘事文學起點與開篇 (10)

Posted on October 24, 2020 at 6:02pm 0 Comments

孔子是魯國人,在《春秋》所記的兩百四十年中,魯國先後有五個君主被殺,一個被趕跑,這在當時是很不成體統的大事,但孔子刪改過的《春秋經》,竟然全部隱去,一字不提。為什麽孔子要這樣做,因為他不能不照顧魯國君臣的意見和面子,不能不筆下留情。



另一方面史官又有“貴信史”的職業意識,不但不能事事皆隱,有時候還要有獨立精神,秉筆直書,“按實而書”,以求揭露事實真相;在“直筆”不可能的情況下,也要用“曲筆”委婉地透露出事實的真相來,與當權的君臣拉開一定的距離。概而言之,中國古代史官的敘述視角處在自由與不自由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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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左傳》:中國敘事文學起點與開篇 (9)

Posted on October 13, 2020 at 12:00am 0 Comments

當然,按照一般的敘事學理論,立刻就會說《左傳》是按照第三人稱的“視角”來敘述的。這當然沒有錯。問題是《左傳》的第三人稱視角與別的敘事文學的第三人稱視角又有何不同。《左傳》敘述人是史官,其敘述視角是史官的視角。



《左傳》的作者是不是孔子提到過的左丘明,眾說紛紜。本文不討論這個問題。有一點可以肯定,在春秋戰國時代,各國都有史官,編寫歷史就是這些史官的任務。《左傳》是根據《春秋經》編寫的,肯定是當時魯國的史官的作品。在《左傳》中經常出現“不書,不以告也”。原來,魯國史官所寫的歷史,是由各諸侯國通報而來,如果事情發生了,別的諸侯國沒有通報,並不了解情況,就只能“不書”了。這些地方明顯地說明《左傳》作者是魯國史官。
 



史官的敘述視角有什麽特點呢?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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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左傳》:中國敘事文學起點與開篇 (8)

Posted on October 13, 2020 at 12:00am 0 Comments

沈括談的是繪畫的空間問題,他所批評李成的畫法恰好就是西方的“透視法”,而他主張的恰好就是中國傳統的“散點法”。其實,不但中國古代繪畫與西方繪畫有此差異,從《左傳》開始的敘事文學也有此差異,不過此種差異從空間透視變成為時間演進問題。中國敘事文學年、季、月、日的“以大觀小”的時間演進與西方敘事文學日、月、年的“由小到大”的時間演進有很大不同。



《左傳》等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總是先要從一個時間大框架中說起,然後再一步步沈落到更具體的時間。如《左傳》就首先要紀年,然後是這年的春或夏或秋或冬,然後才是月,然後才是日。後來的《三國演義》第一回是這樣開始的:“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國紛爭,並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紛爭,又並入於漢;漢末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建寧二年四月癸巳,帝禦溫德殿……”[9]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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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慶炳:《左傳》:中國敘事文學起點與開篇 (7)

Posted on October 12, 2020 at 11:30am 0 Comments

中國古代敘事作品也有逆時的倒敘演進,但往往是激烈衝突過後的一種綿長的回憶,一般很少那種驚心動魄的效果。如《左傳》“鄭伯克段於鄢”以“初”開始敘述,就是一個倒敘演進。所有的矛盾都已經結束,鄭莊公已經打敗了向他挑戰的親弟弟,他在潁考叔的幫助下,得以在“黃泉”下與母親姜氏相見,挽回些許與母親的感情。



《左傳》的這種逆時倒敘演進,決無驚心動魄的效果,也沒有讓讀者有猝不及防的感受。這就像秋天過後,一位獲得了豐收的農民在一個休息日,一邊飲著茶,一邊向他的朋友平靜地敘述一年的經過,盡管遭災,備嘗艱辛,最後一切都很完滿。這種節奏舒緩的逆時倒敘演進,是否可以說折射出中華古代農業文明的特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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