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理論與讀者反應批評范式完成了從自足文本到開放文本, 從文本意義到閱讀生成意義的理論假設的轉換過程。它導致對文本意義的探討由確定趨於不確定, 由絕對變為相對, 由單義變成多義。他們完成了自身的歷史使命, 至於如何擺脫以「作品」、「作家」為中心的形而上學而又不至於陷入意義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 開放的文本會不會消解？生成的意義會不會主觀化？這些他們不願意承認的理論與價值觀, 已不是他們力所能及的了。他們理論自身的疑難正困惑著他們。一種全新的范式, 一種主觀相對意義論的新范式即將出現。

三、解構文本的意義

德裡達認為, 否定文本的終極意義, 就可能為探索意義開創無限廣闊的空間。舊范式陷入困頓, 預示著新范式的產生。以費史和解構主義者德裡達、布魯姆為代表的後結構主義批評, 提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批評范式。其理論假設是:閱讀中的文本只是一個觸機, 意義是由讀者主觀創造的。批評的研究對象是讀者與讀者主觀的意義創造過程。在他們看來, 文本不具有意義的規定性與一致性, 文本趨向消解, 產生於閱讀的意義不過是讀者視野內的。從「新批評」到解構主義, 人們發現西方現代批評隱藏著這樣一個內在線索:文本從自足到開放到最後消解, 意義從文本到閱讀過程最後成為讀者主觀的產物。如果閱讀就是闡釋, 讀者經驗也就是文學的意義。以這種意義概念作為批評前提, 新的批評范式研究的對象便從文本分析轉移到讀者經驗結構分析上。後結構主義批評家加利·耐爾森在其《閱讀批評》一書中公開宣傳批評闡釋必須放棄傳統的客觀性觀點。所謂客觀意義不過是批評家的「職業幻覺」。在閱讀中, 讀者面對的不是真實的客體, 而是符號。閱讀沒有客體, 只有主體與符號的關係。研究閱讀經驗無異於研究個體閱讀經驗與其他閱讀經驗之間的異同, 從而達到一種共同的協調。於是, 在傳統批評中的客觀性標准失落後, 他們又找回了一個新的闡釋標准, 即主觀的共同經驗或費史所說的「闡釋共同體」。

費史與耐爾森在讀者主觀的閱讀中排除文本的確定性, 布魯姆則進一步將釋義的主觀性強調到極端。他認為, 既然文本沒有意義的規定性, 那麼閱讀也就是誤讀, 解釋就是曲解, 二者之間沒有區分, 因為文學釋義不是確定性下的復述, 而是主觀的意義創造。保羅·德·曼甚至比布魯姆走得更遠, 他認為文本中指涉意義與非指涉意義, 文本語言符號與意義是不一致的。他認為語言能夠將意義隱藏在一個令人誤解的符號中, 如同我們可以將憤怒或憎恨掩藏在微笑背後一樣。批評無法在文本中獲得意義, 只好主觀地去隨意創造意義。

所謂解構, 意味著文本與意義的消解。解構主義認為:結構主義所認定的那種詞語與物之間的約定俗成的對應關係極不可靠, 語言往往無法表達它要表達的東西, 在解構主義這裡, 意義失去了可依據的確定性。如果有人接受了在根本上屬於後弗洛伊德主義有關語言及其來源的觀點, 那麼模糊性本身就會變成一種品德。當作者不再在其虛幻般的純粹性中把他的教條強加於我們的時候, 「反邏各斯中心主義」剝奪了釋義的統一性, 闡釋成為一種隨意發揮的「自由游戲」。因此, 解構主義就不需要在可以理解的范圍以外去尋求某種能夠「解釋」一切的潛在意義和終極意義; 他們既不相信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解釋的, 也不相信對歷史的目的論解釋。意義是偶然的, 無限延伸的, 沒有一元的、統一的和具有支配地位的意義, 只存在有限的一組現象中衍發出來的意義群(galaxies of meanings) 。批評就是在作者的模糊性中不斷摸索, 不斷把意義匯集起來。這種工作絕對不是繁殖性的, 而是「播撒性」(德裡達語)的。

解構主義否定一切的態度與後現代主義的反文化、反美學的觀念相近。後現代理論家哈桑也認為, 沒有一成不變的文本, 文本即行動; 文本存在於每次不可重復的參與之中, 存在於每次行動所產生的新的意義中。

(《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 年第2期 (總第146期)；作者單位: 廈門大學中文系, 福建廈門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