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繼續閉起雙眼撥弄琴弦，盡管我不能放松自己的神經，因為我有預感“老警”馬上會喝令我停止。當我睜開眼睛的時候，卻發現一群外組的犯人圍住了我的鐵床，他們之中竟然還有牢頭朱召鈞，剩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他就要服滿他的十二年刑期。張國鈞肯定以為牢頭來這裏找他商議關於他接任的事宜，支起身子，伸出食指對朱召鈞做了一個上他那兒去的手勢。當他弄清楚朱召鈞來這裏是為了聽我玩小提琴，就轉向我命令道：“你可以到外面場上去，別在這裏影響其他犯人休息。”

雖然憤怒，我卻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緒，只對他說了一句，“大年夜不必太認真吧。”沒想到他對我一聲冷笑，然後大吼：“馬上給我滾出去，不然看我砸了你的琴！”

“別這樣，有話好好說，”朱召鈞慌忙對他好言相勸。“別忘了今天是大年夜，是我們互相說吉利話，慶賀過去的一年平平安安，預祝新年風調雨順交好運的時刻。”…

朱召鈞曾經是上海一個教堂的執事。解放後，上海教會的主教，副主教和一批神職人員都被當作異己份子抓起來，鎮壓的鎮壓，判刑的判刑。作為極少數沒有受牽連的神職人員， 朱召鈞繼續留守，侍奉上帝，終於被政府派進去的一個同事告發，判了十二年徒刑。他說他們先送他去了安徽的一個勞改農場，然後調到這裏。我問他是不是還有每天禱告的習慣，他沒有直接回答我，卻反問，“你是不是認為禱告非要有一種表面的形式，就像你拉小提琴似的？”…

哈貝瑪斯在討論從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向“憲法愛國主義”的轉化時，提倡“改變民族身份認同的形式”，這一改變要將“用強權政治來表現自己的民族生活方式”轉化為“普遍確認的民主和人權”。哈貝瑪斯指出，文化民族性實際上是“在一個國家中的公民意識這個意義上的民族性。”文化身份必須包括“大眾在……特定歷史時刻對他們認為值得保存的東西的政治認同。”由於公民是一種憲法規定的身份，這種公民意識的文化民族性認同是一種“憲法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或“文化民族主義”不同，憲法愛國主義的“政治身份認同和以民族歷史為中心的、屬於過去的背景保持距離，”因而避免流於濫情表露、意氣用事。哈貝瑪斯認為現代社會應當實現一種能把分散的現代個體團結為共同群體的憲法愛國主義，而不是某種具有所謂純真一體性或者甚至排外情緒的民族主義。〔注10〕…

現代社會中民族文化認同與民族國家的關系，它的無可避免的政治性，它的自我實現標準與民主政治的價值觀的一致性，它和現代國家政治共同體成員有效身份(公民)的聯系，這些都要求我們把集體身份認同放到具體的政治社會環境中去細加審查。這本來應當是文化批評的題中之義，因為文化批評乃是涉及政治、社會的文化觀察和評價，而它的目的則更是與特定歷史時刻中的政治社會變革聯系在一起。我在這裏特別把公民性提出來，是因為作為具有社會、政治、文化意義的行為，共同體成員身份認同必須在公眾空間中才能表現出來。以公民身份從事的文化活動是一種社會參與，也是一種在最普遍意義上的政治性活動。…

由此也就不難認識共同體內有效身份認同的第二個條件，即主權國家及其社會的民主政治空間。有效的身份認同取決於在國內是否存在一個提出、討論和協商集體身份的公眾空間。只有在這樣的空間中，公民們才能決定他們的共同體應當具有怎樣的社會政治結構(或體制)和與之相適應的文化。對於共同體的公民性認同來說，國際和國內這兩個條件是缺一不可的。從構建性身份的價值取向來說，文化批評在國際間的自我肯定必須以共同體的自我構建和完善為目的，否則自我肯定只能是盲目的夜郎自大。…

近年來，在涉及中國文化問題的種種討論中，尤其是以西方為相對參照點的本土文化問題討論中，共同體身份問題的重要性越來越顯現出來。它特別體現為文化共同體的“我們”是什麽樣性質的集體主體這個問題。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某些文化論者以及他們為之代言的群體身份還大多停留在觀念模糊的“中國人”的層次上。作為中國文化參與者的“中國人”究竟是怎樣一種集體身份呢？具有這種身份的人們又處在一個什麽性質的共同體之中呢？這種共同體是否能僅僅從“文化”特性得到界定和說明？怎麽樣性質的共同體身份才能保證這種身份的擁有者進行有效的文化參與？有效文化參與又和共同體存在的哪些其它方面有關？文化討論的深入已經把這一系列問題擺在了我們的面前。在本文中，我想就這些問題提一些初步的看法。

 一、共同體身份認同：存在和“好”的存在…

 “異見”是以公開表示異見為標準的，至於一個人心裏怎麽想，那是看不出來的。後來發現，1989年前許多東德人就已經在不滿黨和政府，但由於沒有公開表現，所以誰都以為別人都很滿意黨和政府。對此，一位萊比錫的異見者後來寫道：“沒有人知道別的地方的人們也不滿，這是最可怕的。要是知道別人怎麽想，情況就不同了，那會很令人鼓舞的。”嚴格防範不滿言論的公開出現和傳播，控制公共媒體和集會，讓所有的人陷入一種孤獨的境地，這是極權統治的必要條件。…

群眾加入組織，成為組織成員，被放置在一個“正確政治”的環境之中，相互監督，相互模仿。有些事情，如開會、談體會、說空話、機械重覆，看起來沒有意義，沒有效果，但其實是發揮著重要作用。1952年，東德共產黨發起一個百萬人寫信的運動，要求東德人給在西德的親朋好友寫信，告訴他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黨印發了一本題為“在統一與和平鬥爭中，你的信是啟蒙利器”的小冊子，為寫信提供指導，這次運動是由群眾活動協調組織“國家陣線”發起的。寫信的人未必真能寫出什麽打動收信人的作品來，對於他們，做寫信這件事，比做這件事有什麽效果更重要，因為這表示寫信人響應了黨和國家的號召，是一個愛黨愛國的公民。寫信因此成為一種集體性的效忠行動。當一個不情願寫信的人看到別人個個都在寫信時，他知道自己不寫是不行的，這件事對他的警示和教育作用會讓他在別的事情上也更積極地與他人保持一致。中國的許多“無效”運動，如大煉鋼鐵、“除四害”、“大躍進”，並不純粹是一種浪費，而是對管制民心、統一意志很有助益的集體活動。…

納粹在1942年9月的一份黨內指示中提醒黨的領導們：“元首反覆強調，黨領導之間的不同意見一定要對外保密。”希特勒的“反覆強調”說明內鬥在不斷發生，正因如此，對外保密才格外要緊。一個自稱代表絕對真理的黨當然不能讓群眾看到，黨的高層其實並未被這個絕對真理所統一。但是，再極權的黨國也不可能單靠那些只忠誠而不能幹的人來運轉，它必須起用一些“能幹”的人。然而，他們雖然忠誠，但卻不是完全沒有自己的想法。黨內高層領導中，那些最能幹的人，恰恰是最能看清黨的弱點的。但是，這些人卻又總是在加倍小心地與其他人保持一致，以免遭到排斥出局的命運。…

20世紀70年代，蘇聯勃列日涅夫統治下的“再斯大林化”時期，蘇聯作家葉甫圖申科碰到過這樣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西伯利亞的夏令營和一群青少年坐在篝火邊，一位年輕姑娘提議“為斯大林幹杯”。

 “為什麽要為斯大林幹杯?” 葉甫圖申科問她。

 “因為那時候所有的人民都相信斯大林和他的理想，他們戰無不勝。”她說。

 “你知道在斯大林統治下，有多少人被逮捕嗎?” 葉甫圖申科問。

 “嗯，大約二三十人吧。”她答道。

 坐在篝火邊的其他學生和這位姑娘年齡差不多，葉甫圖申科也問他們同一個問題。…

一帶一路推動特色小鎮、產業園區和文旅目的地融合發展　

2017年5月14日至15日，中國在北京舉辦的“一帶一路”國際高峰論壇的勝利召開，成果卓著，舉世矚目。這是自中國共產黨成立96年來，也是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首次發起並成功舉辦的主場國際高峰盛會。自中國在2013年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合作倡議3年多來，“一帶一路”建設進展順利，成果豐碩，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歡迎和高度評價。這是各方共商、共建“一帶一路”，共享互利合作成果的國際盛會，也是加強國際合作，對接彼此發展戰略的重要合作平臺。高峰論壇期間及前夕，各國政府、地方、企業等達成一系列合作共識、重要舉措及務實成果，中方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成果進行了梳理和匯總，形成高峰論壇成果清單。清單主要涵蓋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5大類，共76大項、270多項具體成果。…

7、市場化建設模式創新

持續穩定的資金來源是特色小鎮發展的關鍵，因此合適的融資模式對於特色小鎮的發展是非常有必要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目前PPP模式在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得到廣泛運用。在特色小鎮建設過程中為什麼要用ppp模式？

（1） 減輕財政壓力，開拓融資渠道

以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為基本特徵的PPP融資模式，能夠有效地綜合使用財政資金和社會資本，彌補特色小鎮資金缺口，豐富資金來源。

（2）降低和分散風險…

新浪財經訊 “國際城市可持續發展高層論壇”今日在成都舉行。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理事長、首席經濟學家李鐵出席並演講。

李鐵表示，城鎮化經驗應是我國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合作的領域之一。一方面，在我國高速城鎮化發展的進程可以借鑒相關成功國家的經驗。另一方面，我國高速城鎮化發展所取得的成就，也可以與其他國家分享。

“特色小鎮就是我們希望分享的一個重要內容”，李鐵稱，“通過30年的城鎮化發展，我國城市人口已經達到了7.8億，現有城市658個，建成鎮2萬多個，其中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是140個，是全球百萬人口以上城市最多的國家”。…

特色小鎮—中國的"第六產業"+"一帶一路"沿線各省出臺特色小鎮政策!

大規模的鄉村遊成為潮流；

大城鎮到鄉鎮異地養老的現象日益增多；

城裡人到鄉鎮長期居住的現象日益突出。

新市場為特色小鎮發展康養、養老、田園綜合體、休閒養生、文化旅遊等產業提供了巨大的消費空間。

新產業

農村迅速崛起的五大產業…

依靠“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各省份的特色小鎮發展也因此受益。據統計，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已有將近二十個省市、自治區出臺了省級特色小鎮相應的扶持政策。其中，連接中亞、東南亞國家與地區的邊貿小鎮、民族小鎮；各具地方特色的海洋小鎮、滑雪小鎮；以及頗具產業扶貧功能的和平玫瑰特色小鎮等成為“一帶一路”上的亮點。

各地扶持政策

突出差異性



目前，雲南省、貴州省、廣西壯族自治區、廣東省、福建省、湖南省、江西省、浙江省、安徽省、四川省、湖北省、河北省、甘肅省、海南省、重慶市、內蒙古自治區等省市區均出臺了相應的省級特色小鎮扶持政策。…

柴可夫斯基在給梅克夫人的信中，指責了有些人認為音樂創作是一項冷漠和理性的工作，他告訴梅克夫人“您別相信他們的話”，他說：“只有從藝術家受靈感所激發的精神深處流露出來的音樂才能感動、震動和觸動人。”柴可夫斯基同樣強調了靈感來到時的唯一方式──激發。在信中，柴可夫斯基仔細地描述了靈感來到時的美妙情景，他說：“忘掉了一切，像瘋狂似的，內心在顫栗，匆忙地寫下草稿，一個樂思緊追著另一個樂思。”…

什麽是靈感？亞裏斯多德在《修辭學》裏曾經引用了伯裏克利的比喻，這位希臘政治家在談到那些為祖國而在戰爭中死去的年輕人時，這樣說：“就像從我們的一年中奪走了春天。”是什麽原因讓伯裏克利將被奪走的春天和死去的年輕人重疊到一起？古典主義的答案很單純，他們認為這是神的意旨。這個推脫責任的答案似乎是有關靈感的最好解釋，因為它無法被證明，同時也很難被駁倒。…

在不可讓渡的禮物關系中，集體的感激(感恩)成為權力的源泉。布迪厄(P. Bourdieu)稱之為“象征資本”，奧斯悌稱之為“教父模式”：“我多多地賜與你，給你許多好處，我就可以既提高自己的威望，又使他深深地承情於我。這就是(莫斯)所說的豪宴的原理。”在當代社會中，正如希瓦茲(B. Schwartz)指出的那樣，“個人性的禮物可以是有敵意的，誇耀性質的，因為禮物中含有贈與者的身份，包含著贈與者對接受者的看法。接受禮物就是讓別人把贈與者的自我強加於你。”這樣的禮物“你甚至無法拒絕。”拒絕禮物就是拒絕那個強加於你的贈與者自我，拒絕與贈與者結成一種親善的關系。因此，禮物不只是營造互贈往來的關系，而且是維持高下等級和絕對權力。在權力的等級結構和權力經濟體系中，下級的權力是由上級贈與的，上級把權力給了下級，但仍保有這份權力，因為給出權力的條件就是下級對他的絕對服從。…

在革命教義中，“大禮物”的不可讓渡變成了權力的不可讓渡，即所謂的“老一輩革命家打下來的江山”和“紅色江山萬萬年”。莫斯的禮物討論已經涉及“不可讓渡的禮物”，但尚未具體命名。莫斯對不同形式的財產作了區分。有的擁有物是不出家庭範圍之外的，贈與這些擁有物的時候，會伴有非常嚴肅隆重的儀式。這種擁有物其實從來就不會真的易手，而只是“借出”而已。…

從公共領域的政治角度看，這是一種根本無法解釋的極端政治愚昧。但從隱私領域的親子倫理來看，那又是再自然不過的人倫之情了。家庭親子關系中，不只中國講究“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西方人亦不在法庭上傳喚直接親屬提供犯罪證據。以“隱”對待親子關系，私域價值連接(不是替代)公域價值的邏輯是，親子關系中隱過不是要人違背社會正義，沆瀣一氣，而是要人分辨父子間有更為根本的信托關系。若是守不住這個根本的信托，哪裏還談得上一個人基本的正直?一個不正直的人又如何能堅持更大的社會正義?孟子說，“父子不相責善，”意思是，父母與子女之間，不能以完善的道德行為來相互要求。如果這麽做，在一方做不到時，難道要斷絕父母子女的自然關系不成?在朋友、同事關系間可以“道不同，不相為謀，”在親子關系中卻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