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東泉紀事》中捕捉到另一種驕傲形式。遊蕩者來無影去無蹤，帶著無名身份，神秘地居於旁觀者位置。他有一種非凡的洞察秘密、解讀秘密的能力。他穿透事物的表象，剝光人性的偽飾，令人想到彌爾頓《失落園》中“吐信的大蛇”式的邪惡。天堂之於他，成為“服從理性的消極存在”（15）。

……看見了

一個躺在巖石上的女孩,叉著退,正

享受著陰風。她的身體好小啊，看上去

十分肉緊，密不透風，同時也易於

讓偷窺的目光打滑，掉進流水之中。

但那只蜜蜂卻身懷利器，飛進了

她的雙腿間，在那兒采蜜。

……

但緊跟著又有一只蜂鳥，心情翠綠，

直通通飛過水面，也在那兒

停留：雙翅搞刨了，扇個不停，猶如

一架袖珍的直升機。

……

她長達半天的歡樂原是天賜，

與水族何幹？而我是她這隱秘的歡樂的

更為隱秘的分享者。我不禁

自問：我有何能何德，第一次來到

神女聚集的東泉，便窺見了

這天人之際的秘密，並帶著這秘密，

不涉足一片水，也不打濕身體上

任何一英寸的皮膚，就這樣

瞞天過海，懷藏更大的歡樂離開？

——宋煒《東泉紀事》

很顯然，宋煒潛入了人性中不可告人的一面。他借助一只蜜蜂和一只蜂鳥采擷了人性的隱秘成分。蜜蜂和蜂鳥的敘事安排是意味深長的。巴塔耶說：“從根本上來看，（無意識的）獸性對人來說是物。但是勞動組成了人的另一面，使得人相對於動物成了物。所以對於勞動者---物 來說，獸性是回歸親密性的途徑。”（16）人性的深度，人性中大量深藏不露的東西，是文明抑制的後果。我們在公共場合的活動被理性驅遣，我們意識到規則；而我們的下意識往往令我們羞怯。在弗洛伊德那里，潛意識在深處借助夢的形式提示自己的存在，回避日常意識，在某種意義上它如同人的性器官和性行為，是醜陋的。而對於詩中那個小女孩，她打開欲望的過程，她在獨我狀態一種向肉體之蜜（或動物之蜜）開放的感官，也同樣不在意識範疇。從巴塔耶的角度看，她處於文明對獸性的放行過程。這就是她後來為何會警覺起來：“但她並沒有看見我，她只是茫然四顧，仿佛有什麽地方不對頭”，——她被文明恢覆了意識，她意識到此時此處的快樂是羞恥。

　使用“英寸”這個詞提示宋煒觀察和寫作所可能獲得的西方文學和其他學科資源。我們從宋煒的詩中會偶爾看到西方詩人或文人的名字，譬如荷馬、布萊希特、卡夫卡等等，以及某些西方著作。事實上，以性事寫世情不僅是西方文學傳統，也是東方文學傳統。薄伽丘、彌爾頓是寫性事大家，紫式部、蘭陵笑笑生在這方面也毫不遜色。中世紀基督教氛圍中的普羅旺斯抒情詩有一些極致的例子，騎士們藐視和踐踏社會陳規和基督教精神，歌唱有罪的、通奸的愛情。在巴塔耶看來，色情是“內心生活的特征之一”，是一個值得探尋的無限變幻的領域。古往今來不同的文學樣式在此一領域“遊蕩”，放電一般“追尋最低級之處的羞恥表現”，大概皆因“人類在此處解放自身並出賣自身”。（17）

詩結尾“瞞天過海，懷藏更大的歡樂離開”顯示了遊蕩者的一份驕傲。他洞悉了人性，也洞悉了人性由壓抑到舒張的過程，洞悉了快樂原則。他如同蜜蜂和蜂鳥，飛在一種上帝的視域中，無人知曉：“她長達半天的歡樂原是天賜，與水族何幹？而我是她這隱秘的歡樂的更為隱秘的分享者。”這一神秘身份，不妨與《土主紀事》中那個目穿屋頂亮瓦、打探人間擁擠房事的“星君”比照。宋煒在這樣一首遊蕩者之歌中，實現了這樣一種寓言寫作：“詩人同享上帝的創造力。”在這個意義上，哈羅德-布魯姆作為回應斯賓塞、錫德尼的提醒就不顯得多余：“詩人有責任將其創造帶入與上帝之創造的道德秩序賦有意義的關系。”（18）這也同樣是“文學大度”的應有之義。

(五)

以上這類敘事詩，單篇看就是一個個小故事，但是匯聚成一個整體，就是東方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就是《十日談》式的偉大作品。我們隨第一人稱敘事，進入遊蕩者的內心，也進入社會廣角下的普遍人性深處。我們在宋煒的敘事中清楚地感受到這一點：遊蕩者是被世道擠兌的“多余人”——像波德萊爾在人群中被“推撞”：

“你們沒聽說過嗎：藏匿一片樹葉/最好的地方是森林，讓一滴水/不幹涸的最好方法是讓它回到大海？” “咦，這人究竟要幹什麽？，莫非後悔做了什麽見不得人的勾當？”（宋煒，《能仁寺還灰記》）在這個對話中，後者質疑的正當性顯得更為強勢；對俗世路倫理話語的假借，構成對寓言性真理抵禦和消解的極為有效的手段。

在《小泉紀事》“泥匠的地盤”，泥匠儼然上帝，“我”未必不是他的捏拿摶轉之物：“噫，他已把整個三千大千世界/都看成是自己的，而我們這些/騎白馬的過客，過了時光之隙，一個失足，就踏進了他的地盤，/進了他的模子，全都變成了泥。”泥匠未必無所不能，但“騎白馬的過客”又如何能自在摶轉自己的命運？在對個體生命意義形而上的追問中，上帝之手在塵世的低處、在粗糙又囫圇的工藝中顯在。“智識”充為塵埃過客，必為塵埃待見。波德萊爾在其《失去的光環》一文中就說過：詩人，是一個多余人。宋煒的悲涼之心，不能不令我們想起布萊希特那首蒼涼的遊蕩者之詩。

《背棄之歌》、《子夜哀歌》將遊蕩者內心的呼告傳達給我們。那不是屈原式的伸冤呼告，也非華茲華斯式的基於“報答與超越”的呼告。波德萊爾過於幽閉似乎也不能發出這樣的呼告。兩首詩里，神秘的呼告對象是實指某人呢還是像但丁或彼特拉克那樣虛構傾訴對象（或傾慕對象），抑或抽象的永恒體，尚作存疑。但呼告本身，提示宋煒的個人現實——幾近失語的孤立，對話者的缺位，是“一顆沒有氛圍的星”（尼采）。《萬物之詩》的呼告對象——苦瓜和尚，倒是實有其人。在這首有如東方山水卷軸掠過驚風的哀歌里，山水不僅是氛圍、襯景，也是有靈的感應者、對話者、容留者；“我”與苦瓜和尚相互指認、互換身份，乃至古今同造靈肉幽合為一。我們仿佛聽聞哀調自時間深處泠然濺出，物我同悲，彌布忘川。

在喧鬧的人世，在生活變遷的無常中，這些哀歌，點綴著時代漫遊者的一個個寒夜。

......到最後，我不得不承認

我早已歷盡滄桑：蒼天已老，桑田焦黃。

而他也同意，萬物已暗中錯位，互藏其宅——

彼時，我和他俱不再顯人相，而是

旁生為山田中被甘泉澆灌的一些植物：

一個是黃連，一個是苦瓜。

我們一個可藥，一個可蔬，足以

把這片殘山剩水熬到天盡頭！

......

——宋煒《萬物之詩》

品讀宋煒的遊蕩者形象，並不意味宋煒就無其他形象可談，更不意味著宋煒的詩歌呈示單一的敘事者形象。正如哈羅德-布魯姆所說的，在寫作這條迷宮中，“個人的自我始終是眾多自我畢集的野餐”（19）

宋煒新世紀的詩歌，要洞悉其全部的奧秘，閱盡其繁華，絕非易事。在一種罕見的生命智識和接通神秘氣象的詩歌技藝中，我所仰慕的詩人，確乎認出了當初將他送往這顆藍色星球的彗星塵埃；只要他願意，他就可以像駕就輕車快馬般駕就這顆塵埃。

在我寫下這篇稍長的文字時，始終感受到來自遙遠的巨大背景能量的襲擾。

那是史詩“逝景般的驕傲”。

但我還是要說：我們不需要為她獻祭。

（2016年 冬，一稿，望江）

注釋：

1、參見哈羅德-布魯姆《詹姆斯-喬伊斯》，見其著作《史詩》（譯林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p309—319部分。

2、參見本雅明文選《啟迪》（三聯書店，2014年9月北京第1版）p7，張旭東中譯本代序《從“資產階級世紀”中蘇醒》。

3、同上文。

4、同上書p104，本雅明《講故事的人》。

5、同上文，書p100。

6、同上文，書p108。

7、同上書p182，《論波德萊爾的幾個母題》注釋部分。

8、同上文，書p213。

9、同上文，書p187。

10、參見哈羅德-布魯姆《史詩》p172、184，《威廉-華茲華斯》。

11、參見本雅明《啟迪》p198，《論波德萊爾的幾個母題》。

12、同上書p38，漢娜-阿倫特《瓦爾特-本雅明 ：1892—1940》。

13、同上文，書p32。

14、參見喬治-巴塔耶《色情史》（商務印書館，2003年3月第1版）p171。

15、參見哈羅德-布魯姆《史詩》p150，《約翰-彌爾頓》。

16、參見喬治-巴塔耶《色情史》p175。

17、同上書p181。

18、參見哈羅德-布魯姆《史詩》p124，《埃德蒙-斯賓塞》。

19、同上書p103，《傑弗里-喬叟》。

20、本文中宋煒的詩歌引自《紅巖文學》微信公號2015年2月5日發布的《重慶詩抄》。

 （特別致謝：重慶詩人張尹、宋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