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宋煒是個詩人。詩人也能講故事。講故事的方式千差萬別。講短故事的詩、講長故事的詩曾大放異彩。

九十年代及更早的時候，我就知道四川宋氏兄弟詩人，但沒有讀過他們的詩。也許在某些詩選本中遇見過但沒在意。二十多年過去，據說哥哥宋渠已不再寫詩，弟弟宋煒仍在寫；又聽說宋煒在重慶市區內，深居簡出，我曾找幾位重慶詩人打聽，鮮有人知——這是在2016年6月10日我偶然讀到宋渠宋煒的一組詩後。這組詩一共十首，總題為《家語》，均作於1987年。其時宋氏兄弟二十三四歲的年紀。

宋氏兄弟這組詩我讀成講故事的詩，更限制一點說均為講述家事的短詩。按照盧卡奇《敘述與描寫》有關十九世紀寫實主義小說敘事方式的探討，敘事分為參與者敘述與旁觀者敘述（即帶有繪畫風格）兩種方式。在我看來，這一劃分也可用於當代詩敘事分析。在這組詩中，宋氏兄弟顯然是以親歷者身份敘事的，敘述是體驗性的。這里我姑且以第一首《候客》為例：

一個渡海前來看我的人

如今打馬從門前經過。

他手里捧著一只司南，

轉入偏西的後山。

我對他無話可喊，只在檐下

拴起互擊的刀片，又掛出門燈，

然後以袖拂塵，打點鋪房，

靜靜地等他回來。

這是天陰的日子，我舀出

昨天接下的雨水，默坐火邊，

溫酒

或苦心煎熬一付中藥。

不一會兒會天色轉暗，風打窗布，

這一刻那個有心看我的人

該來掀開我家門簾，

同我隨便打一局無心的字牌。

　——1987.4.22下午

盧卡奇對敘事方式的劃分，包含著他的寫實主義理想。他傾向於敘述者是故事的參與者，以凸顯敘事的真實性；他擔心敘述者作為事件旁觀者不能介入某種體驗深度，以致對正在發生的現實無動於衷，一句話，他擔心冷漠的態度、藝術表現力不能觸及命運暗礁。其實這一擔憂是沒有多少道理的。無論東西方，在人類早期的敘事中，浮光掠影的敘事、旁觀式的講述何其多。表象在冷眼旁觀中呈現，或一個被描繪的表象片斷，都不乏令人心領神會的東西。另一方面，故事並非僅就發生的事實來講述，帶有玄虛成分的故事既可以是動聽的故事，又可以是有深度的故事。

 宋氏兄弟的這組詩，敘事均控制在一定的幅度內，短小簡凈。雖講述“家事”，又有許多玄虛成分。就《侯客》這首，開篇“一個渡海前來看我的人”，客從海上來，就很玄秘。宋氏兄弟家在沐川縣一個叫下南道的地方，距海甚遠，山道崎嶇。這客豈是尋常客，主人也非尋常主人了。（或者這僻居深山的主人未必真有客至，乃如古詩所言，“所思在遠道”罷了？）緊接著，一客一主又有兩個秘而不宣的事發生：客“手里捧著一只司南，轉入偏西的後山。”我“只在檐下拴起互擊的刀片，又掛出門燈”。刀片有聲，門燈有光。客與主相約而不相見，互不言語又心照不宣。客行蹤詭秘，主有心待客又似無心。

宋氏渺迷玄虛的敘事里有淩厲之物。我沒見過門前掛刀的待客之道。或者有這種地方習俗？或者源自某個古老的驅邪避晦的神秘法術？單從敘事的視聽效果上看，山梁之上，夜色漸濃，刀片在風中互擊，清脆悅耳。淩厲之物奏出悠然清音。如果主人候客有內心的起伏盤思，那麽此時已被風中互擊的刀片解除。可以說，《候客》一詩，敘事可以隨“掛刀”這一細節了斷；夜色本蒙昧，寒光何閃忽？“掛刀”，懸於無心與有意之間，掛出了宋氏敘事的獨門絕技。

客有心來看我，我亦有心迎候。敘事最後落在“打一局無心的字牌”上。這大概要算是“天下無新事”的隱語吧。掀開門簾的是客，也是讀者。讀者隨客掀開門簾，想一探敘事謎底。那麽主客要打的“牌”是什麽呢？有關“侯客”的敘事，也是作者完成一首敘事短詩的形式陳述。主人在揭秘一首無為之詩是怎麽寫出來的呢。“無心的字牌”與這首候客之詩達成互文關系。語言藝術，因其無為而有所慰藉。候客之事能有什麽事呢，若無其事。宋氏兄弟將這組詩名為“家語”而非“家事”，是否隱含偏向“說”的意趣，亦即詩的語言形式意趣呢？

從盧卡奇的視角來看待宋氏兄弟的敘事，說宋氏兄弟親歷玄虛之事，恐怕盧卡奇是不會讚賞這種“親歷”的。這種親歷沒有帶出寫實的果實。當然盧卡奇的敘事分析及傾向性著眼於十九世紀寫實主義小說而非現代詩歌，我們完全可以不理會他的好惡。但是，質疑真實性是與宋氏兄弟第一人稱敘事有關聯的。

門外有大隊的人馬經過，

鐵器相碰，不時撞到刷白的院墻。

我們合家安居，不為所動。

——《病中》

這些天大風稍斂，幾輛馬車

停在我家門前。一批仿佛面善的人

手提禮盒，神色嚴峻而親切。

——《好漢》

昨夜里內城灌風，通衙門響，

一批木牌先後在墻根跌倒。

——《風城的居事》

許多年來家人們不出門戶，

在房間里欣賞掛圖，

直看得紙張襤褸，線軸脫落，

四壁一無是處。

——《家語》

讀者完全有理由認為作者在假托某個歷史人物敘述，這個歷史人物與作者有某種精神上的親緣關系。組詩中“州城”、“州府”、“通衙”、“科舉”這樣的用詞很容易將敘事逆時，回拉進某個歷史朝代的視聽；虛擬的場景，也不免勾起讀者對古代隱士生活的想象。那麽，宋氏兄弟意欲窺探和再現前朝的隱士生活與精神面貌？ “家語”這一在場提示，難不成是隱士在場（歷史在場）？

我仍對宋氏兄弟敘事的真實性抱有幻想。也就是說，采用舊時語態描述也好，場景虛擬也好，不會影響作者作為敘事親歷者的現時在場。舊時語態，或許僅僅是宋氏兄弟的一種敘事偏好。宋氏兄弟依然在沐川縣一個命名為“下南道”的地方敘述自己的親歷，風景是現時所見的風景，家人在俗世中的安身立命是真切的，可觸可感的。在玄虛筆法給閱讀造成的恍惚中，我一點也不質疑文本提供給我的宋氏兄弟的精神現實。我料斷，宋氏兄弟在寫作自覺中，將現時生活做了隱逸化處理。那麽在玄虛筆法與真實性之間，舊時語態（保守性語態）與現時生活（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之間，敘事的悖謬形成了。這種悖謬如果說構成詩歌文本形式，那麽這種形式是否源於哈羅德-布魯姆所說的“一種詩人之於自己的詩歌的自我知遇感”？如果將這種形式視為文學修辭運用，那麽宋氏兄弟是否又恰好實踐了塔爾博特-多納森對修辭的深刻揭示：“修辭被看作人類為抵擋一種微渺莫測的現實而構築的薄弱防禦。”

有一點不能不遺憾地承認，我對宋氏兄弟所知甚少。還讓我多少意外的是，如今與宋煒同在重慶的其他詩人，也少有人知宋氏兄弟現在的境況。就在前不久，我在網上讀到2016年第五期《收獲》刊發的敬文東先生《宋煒的下南道》一文，才對宋氏兄弟的生活和寫作略有了解。在此我不便對宋氏兄弟生活和寫作進行整體觀察和交代（我與他們從未謀面、從未聯系，留待以後吧），只能就詩文本斟酌，所談難免掛一漏萬。

在《家語》組詩中，宋氏兄弟所述並非那種遵循某種理路的故事，言不在事理而往心境去。《好漢》、《門戶之見》、《平常》、《風城的居事》、《書卷》、《內心生活》，結尾皆直呈心境。《病中》、《家語》，畫面感的結尾投射了心境。《候客》、《無為》，結尾敘議皆自心境溢出。“一片安寧”、“一派清明”、“心平氣和”、“從容無慮”等等，敘述者內心的安寧反覆申述著。這種家居生活，或“內心生活”，對應著屋外熙攘的“大隊的人馬”（《病中》）、走天涯的“好漢”“以秤分金”、曾經的渡海客“勸我拖帶一家老小遷居繁華的州城”（《好漢》）、“遠房親戚”“想來投奔於我，與我共舉家業”（《無為》）。世事紛擾，風雲變化，潛流暗湧。如果宋氏兄弟不在將自己比附某個歷史人物，那麽種種“家居”以外的紛擾，就是影射現時外部世界（上世紀八十年代社會）的紛擾。由於敘述者心境退守到某個歷時的時間點位，現時外部世界對人物內心的投射也獲得歷時效果。那麽，宋氏兄弟為什麽要讓《家語》系列看上去像是時間深處的敘述？為什麽不讓情景看上去更現時？怎麽看待宋氏詩歌這種敘述語態的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