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首詩的一種輕松、戲謔又無不閃現靈光的敘述中，我們需要注意兩個重要關聯：一是對時疫的敘述巧妙地借重了權力話語，使得時疫之於個人的感受性描述與時疫的社會生成機理的描述疊加並得以互指；二是薩斯與觀世音的關聯：一方面都是“高蹈的精靈”，感應其在又無可指認，另一方面二者又分處救贖與侵害的兩極，起念與絕念的兩極。很顯然，宋煒以獨特的感受力和表現力同化了這些成分從而也達成了波德萊爾的通感寫作模式。一個常識是時疫的空氣是不幹凈的，但宋煒卻“在這更加幹凈的空氣中”； ICU是可怖的難耐的，而宋煒卻將其敘述成享清福之“廟”。海德格爾說，在災難中，“公共的亮光是使一切晦暗”。而在宋煒的筆下卻奇妙地回應著“晦暗也映現了公共的亮光”。這里面無疑包含著本雅明在闡釋波德萊爾時提到的作為感知形式的“震驚”；同時，漢娜-阿倫特描述本雅明的話也是多麽適合描述宋煒：“在他每個句子後面感覺到劇烈的震動轉化成一種靜止，實際上就是以滯留的觀點來思考運動。”（13）如果將這種敘述方法上升到一種整體性的思維方式來考察，我們也許會繼續支持漢娜-阿倫特的洞見：“在這種態度中，‘歷史的天使’並不辯證地朝著未來挺進，而是將臉‘轉向過去’。”（注同上）這是對未來一種信任危機使然。

我不知宋煒從何處獲得這一“震驚”的感知形式。在他安然若素的敘述中，隨便一筆都顯現這一形式。通常，一場來自外部的威脅有可能擊垮生命全部，更何況其敘述建構。但宋煒，作為薩斯攜帶者，竟以如此優雅從容的細筆來使威脅得以沖和：“羽毛向後梳”。這足以將我們的閱讀逼出冷汗。這是“死亡”這個權威賦予他的“涼颼颼”的詩歌技法。

山門邊，那些身材高挑的、羽毛向後梳的

模特兒白鷺，迎著風，是她涼絲絲的女伴。

——宋煒《土主紀事》

（四）

本雅明和他界定的“遊蕩者”，在漢娜-阿倫特的眼里處於“桅桿的頂端”。這個文學中的喻指，可以將這樣一些人納入一個集合：波德萊爾、卡夫卡、本雅明乃至普魯斯特、喬伊斯。將尼采納入其中也不外行。“桅桿的頂端”有兩個基本意義指涉：一、危機；二、居高臨下。我們可以想象波德萊爾置身人群的危機感、敏感的神經和洞察一切的眼光。在此情形下，遊蕩者放開手腳寫下他感知的一切，展現他的時代又留下超越時代的成果。遊蕩者有一種罕見的包容性，他們孤立、處境艱難又顯現一種文學大度，他們醉心於提煉物質的、人性的素材，以其豐富性和各具特色的方式演繹著“虛構世界的飽滿的生機主義”（英語文學源自喬叟）。他們是文學意義上永不枯索的孤獨者。

在《桂花園紀事》、《東泉紀事》中，我們遭遇了這樣一個遊蕩者。那是出離病情觀察、從病房偷偷溜出來的宋煒，獨自遊遊蕩蕩、興味盎然：

我剛偷著去了一次現代書城，戴著16層的

隔離病房的專用口罩，懷揣一冊

無人問津的《南丁格爾傳》——我本該

呆在臨時的隔離病房，又到了

給自己測量體溫的時候了。

但面對重慶火鍋的經典高溫，我只能

屈從於它，並承認寰球只可能

同此涼熱：沒有什麽不可以投身其中，

煮成味型一致的、混沌初開時的美味。

我享受著這些蒙昧的雜碎，一邊吃

一邊打望，細辨從小區魚貫而出的女眷們——

……

 ——宋煒《桂花園紀事》

《桂花園紀事》排衍著一種個人享受性的遊歷，與其說是在火鍋店享受“吃”——重慶街頭的雜碎美味，不如說是在享受“看”和“逗”——“粉子”和小孩，以及時疫陰霾籠罩下的自由：

……

哦，那小粉子也在笑呀，是笑我還是娃兒？

我可真是犯難了。但娃兒

已經來了，帶著他但求一死的小臉和小屁股。

屁股好辦，我一巴掌就印上了他的小坐墩；

至於臉，不好意思，我只好

用自己的老臉去親了一下。

可這是多好的報覆啊，我感到

鄰桌的小粉子——這時我仔細留意於她，

發現她其實還算不上是個粉子，但我想

她的美可能也正處於潛伏期：女大十八變，

只要假以時日，一切都可以在將來的某一日

通過十八摸來——證實——

……

就這些事，像串串香一樣，被七零八落地

串在一根竹簽上，——要被涮，或者，被卜算？

算了吧，店主說，無非不過是算賬而已：

一盤毛肚，一盤鴨腸，一瓶啤酒

和第二瓶啤酒，外加16根竹簽，正好16元。

我想，16是我的口罩上棉紗的層數，也可能

是鄰桌小粉子被中止了的、再不能長大的年齡。

塞弗爾特說：“世界美如斯”，世界美就美在

它的停頓。…..

 ——宋煒《桂花園紀事》

敘事細節的豐富性展現在這里，其間有一種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和薄伽丘《十日談》故事展現的“虛構的逼真”。關於細節的關聯與互指輾轉於通感模式我不再多言。我要強調的是，逗弄小孩與打望並臆想粉子出自同一欲念，都是弗洛伊德的“性”的行為模式。基於這一欲念的敘事被宋煒切入布萊克所說的“肉體理解力”層面。我們不需要借助想象力的經驗方式就能感受宋煒的快感——宋煒意欲達成這樣的敘事效果。如果這也算是一種戲謔之筆，宋煒將要把我們領入“一種意義的永恒離題”（保羅-德曼），也就是欲使敘事放棄旨歸。

我們別忘了薄伽丘是如何嘲弄信仰的，他的故事如何的低俗諧謔。《十日談》里也有一幫忘記瘟疫快樂逍遙的家夥。薄伽丘的菲亞美達是情欲的代言；第三日中那個做園丁的青年農夫，讓修女們享盡偷情之蜜。巴塔耶說：“生活變得色情的方式與生活消亡的方式是一樣的”（14）。用解構主義眼光看二者就是“同構”。《桂花園紀事》中的“時疫”意味著生活消亡的方式的形成，及幻滅感的到來。這有助於我們理解宋煒在食色的當兒淩虛一問：“就這些事，像串串香一樣，被七零八落地串在一根竹簽上，——要被涮，或者，被卜算？”；也有助於我們理解敘事中引用塞弗爾特“世界美如斯”的意圖——宋煒也就是塞弗爾特，趨向美在時間停頓中的質地。從心理角度考察，沈溺於逗樂小孩與逗樂粉子，肉欲所傳達的快樂，正是基於愛的缺失——沒有什麽居於意願的中心。這一缺失受死亡意識（或災難意識）驅動，又會被死亡的陰影放大。這也是《桂花園紀事》中，遊蕩者想象世界的感官即時性的來由。 “寰球只可能同此涼熱：沒有什麽不可以投身其中”， 在宋煒的自傳性敘事中，生命溢出“逝景般的驕傲”（斯賓塞）。這一“驕傲”滅沒了意義旨歸，卻又像波德萊爾開出“惡之花”一樣，綻放於我們對於“遊蕩者”從未出離的文學大度的想象——從幻滅中勝出的文本，就是文學大度的確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