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宮內火起被撲滅後，“消防隊”均得到10貫至300貫不等的賞賜，重傷的將官和輕傷將官，各得200貫與150貫的醫藥錢，重傷人兵和輕傷人兵，各得70貫與40貫的醫藥錢。

若是在救火中有不盡力者，查出後定以“軍法”治罪。宋政府經歷多次滅火，已制定出了許多嚴格的失火、滅火懲治法律，《慶元條法事類》中，就對城市失火治罪及滅火時所應遵循的作了詳盡的規定：

諸在州失火，都監即時救撲，通判監督，違者各杖八十。雖即救撲，監督而延燒官私舍宅二百間以蘆竹草版屋三間比一間，都監、通判，杖六十，仍奏裁。三百間以上，知州準此，其外縣丞尉州城外草市倚郭縣同並鎮寨官，依州都監法。

諸故燒有人居止之室者，絞。無人居止舍宅，若積聚財物蠶簇同積聚，依燒私家舍宅財物，律死罪。從及為首而罪不至死，各配千裏，從者配鄰州。

類似這樣的法律很多，已在林林總總的刑法中獨立成為專門，而且規定非常之細。如《慶元條法事類》中特別指明，在救火時，“不容久待者，許橫絕馳過”，這就從法律上為救火時的交通問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宋朝廷還將“修火政”，作為訓示和考核地方官的一條準則，並發布了不少與防、滅火有關的詔書，如《禁中火求直詔》、《宮禁火赦天下制》等。這些舉措都具有法律條文的同等效力，是必須遵守的。

宋朝廷制定防、滅火的規章，不走形式，在監督執行這方面法條詔令時，不講情面，十分嚴格。皇帝往往也率先垂範，如熙寧七年（1074），判官宋迪一天使人煮藥，不小心失火，一直燒到了“紀府”，火愈燃愈旺，驚動了宋神宗。神宗登上了西角樓觀火，看見一支部隊似疾風掠過，神宗一問左右，知道是有知制誥官銜的判軍器監章惇率領本監設兵前往救火。翌日，火剛停，神宗馬上傳下旨意，勒令停止肇火負責者宋迪的職務，罷免主管“紀府”的三司使元絳，提拔救火積極有功的章惇為三司使。賞罰就是這樣的分明，因為統治者已經深深意識到非如此不能遏止住火災的蔓延。像包拯當開封府尹時，一次街巷著火，撲救甚急，有無賴子乘機想調逗包拯，問他是在甜水巷還是苦水巷取水，包拯連理都不理，便命拉下斬首，由此京城市民更加畏服包拯了……

據此看來，獎懲嚴明，才能順利指揮撲救，從指揮滅火的過程中可以檢驗出一個官員駕馭政事的功力。紹定四年（1231）九月臨安一次特大火災，就是這樣的一次檢驗，當時的火勢是這樣的：

九月丙戌夜未中，祝融漲焰通天紅。

層樓傑觀舞燧象，綺峰繡陌奔燭龍。

始從李博士橋起，三面分風十五裏。

崩摧洶洶海潮翻，填咽紛紛鑒魚死。

開禧回祿前未聞，今更五分多二分。

大塗小塗噤不講，拱手坐視連宵焚。

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

祖宗神靈飛上天，痛哉九廟成焦土。

從詩歌不難想見這場大火的可怕。參照其他有關此次大火的記載，卻可見出賈似道的才乾。當殿帥馮親率精銳兵丁撲救，也遏止不了火頭時，賈似道沈著地說：火近太廟來報。待傳來火近太廟的訊息，賈乘兩人小肩輿，前往著火處。

肩輿旁有持錘、劍的四力士護衛，以示威嚴，才走一裏，即換擡輿人，一會兒就到了著火地太廟。這時，賈似道火速部署，具賞犒，募勇士；樹皂纛，列劊手，全在呼吸間準備完畢。賈似道下令肅然，明確說道：火到太廟斬殿帥。令剛下，火沿太廟的“八風板”襲來，兩殿前卒肩扛一卒飛上太廟，將“八風板”斬落了下來，火即止。賈命人登驗滅火卒子的姓名，當時就賞賜給金銀……

雖然這場大火最終還是使臨安受到了破壞，可賈似道在滅火中采取的一系列嚴明的措施，還是值得稱道和借鑒，它不僅顯示了賈似道處置火災的才乾傑出，也反映了宋政府官員處置火災，是恩威並重的。

這一做法可追溯到宋政府處置火災的指導思想。宋政府並不一味采用硬性的處罰，而是兩手並用，在推行處罰法條同時，也實行一些保證撲救火災順利進行的基本建設。像宋政府解決救火用水就是一例——

幾乎是與建立專職“消防隊”同時，即大中祥符二年（1009），供備使謝德權率水工決金水河，水經歷天街，繞太廟入後廟，又向東引，從城下水竇流入濠溝，使整個東京水渠環繞，流水淙淙，不絕於耳……水渠周圍都砌礱甓，種植芳木，車馬經過之處，累石築梁。又為生活方便，在主要街道、市民住區，築成方井。這種蓄水的方井，就在市民居所周邊，市民用水，隨時可從方井中汲取。從《清明上河圖》中可見：一眼方井，旁側有桶，三位市民，引桶取水，他們背後就是成片的房屋……這好像在告訴我們，一旦有大火燒起，方井周圍就可聚集起“消防隊員”，從這裏汲水，以撲救滅火……

在南宋城市裏，不僅有井，還專建了防、滅火用的蓄水池，如景定四年（1263）鎮江府學淵源堂，在學生吃飯的場所前就鑿蓄水池，以備著火時用。臨安的蓄水池，則有二十多個，三省六部，要害之處，均有一個。

為了防止大火蔓延成災，宋政府還開辟了“火巷”。如熙寧九年（1076），大相國寺著火，提舉在京寺務司便向神宗建議“繞寺庭高築遮火墻”。紹興二年（1132），趙構在詔書中則更加明確規定：“被火處”每自方五十間，“不被火處”每自方一百間，各開火巷，要寬三丈。

精細周到的防火滅火的設施，使宋代城市的防火滅火處於一個健全、高效的軌道之中。在一般情況下，如袁《楓窗小牘》中所說“每遇火發撲救，須臾便滅”，這是實事求是的，可以隨意舉一個防火事例來加以證實——至和、嘉佑之間，樞密使狄武襄家“夜醮”，夜醮自然是要大舉燭火的，可他忘記了事先要報告有關官員的慣例。夜半時分，從他家冒出火光。巡視火情的軍巡鋪兵，飛報廂主，又報開封知府，一會兒，他們便一塊兒趕到了狄宅……

雖然，狄宅並未著火，只是一場虛驚，但從此可見宋代城市防、滅火制度之嚴密，“消防隊”反應之迅速。這些

都是令人驚嘆的，是行之有效的，堪稱中國古代城市防、滅火制度的典範。

像東京、臨安這樣的中心城市，積累起了豐富的防火、滅火的經驗、方法、理論，形成了一整套可行的、有效的制度。宋代的中小城市也都紛紛加以仿效，並加以變通，靈活運用。

北宋末年到南宋初期，金兵連續向宋政權發動了大規模的軍事進攻，與此同時，又出現了各種形式的反對宋政權的武裝集團，他們目的不盡相同，但目標大致相同，都是瞄準了城市，他們所采取的重要手段就是火攻。

然而，由於此時的城市管理者，已對火災有了相當的認識，累積了豐富的經驗，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化解了由於大火而造成的對城市的危害，並在防火、滅火過程中有所發明，有所創造。

像開禧年間的襄陽城之戰，守軍為防敵人用火炮攻城，引起火災，將靠近城池的茅竹屋、倉庫全部撤去，用市民平日使用的“潛火水桶”，防敵人的火箭，從酒庫中取出酒甕，置放在市中心，以備起火時用……

又如在陳規、湯的《守城錄》中，屢屢能見到亂兵攻城用火箭之類的武器，使城市著火的敘述。如北宋靖康元年（1127）十二月，潰軍王在等火攻長江以北的德安城（今湖北安陸）的駭人情景，便是一例——

攻城者用竹竿和木桿綁上荻草做成火把，長二丈，排列二三百火炬，像火山一樣，朝城門及城墻上的竹柵欄和蓖籬笆燒來……

可是守城者深得滅火、防火方法之精髓，像一位武林高手，將遮天蓋地而來的“火山”，幹凈利落地一一化解。

這無疑得益於城市防火、滅火的經驗方法的積累和發揮。更為重要的是，守城者在頻繁的防火、滅火戰鬥中，又借鑒了已有的城市防火、滅火器具，豐富了自己。如紹興二年（1132），陳規在守德安時，發明了一種用長竹管作槍筒，內裝火藥，點燃後噴出火焰，以燒傷敵人的原始管形火器。

現無史料記載陳規是否借鑒過滅火器具“唧筒”的制造，但從“火槍”的形狀、原理推測，不能不說這種內裝火藥的長竹筒，與“用長竹，下開竅，以絮裹水桿，自竅唧水”的唧筒有相近之處，至少二者之間有互為影響的痕跡。

噴火的火槍，開啟了管形火器的時代；泚水的唧筒，開啟了消防泵浦的時代。一火一水，其源均可追溯到到宋代城市防火、滅火的制度上，可見宋代城市的防火、滅火制度功不可沒。

宋代城市防火、滅火制度的影響和作用也是多方面的。最初，它主要是在東京、臨安兩大城市起步，並逐漸加以完善的，後來，它又向中小城市輻射、擴散——

紹興二十八年（1158），福建延平府（今南平縣）郡守胡舜舉設立了“水鋪”。這是因為延平城內市民多居樓房，虛憑高甍，瓦連棟接，市民假如不戒備防火，撲火時就更加困難了。

“水鋪”中各種防火、滅火器具畢備，每月還派禁軍守視，並輪派官兵檢點修葺。該城還有一種兼放盜賊的“冷鋪”，是在每十余家的坊巷之間設置一所，貯藏滅火器具，隨時為滅火作準備。

一“水鋪”一“冷鋪”，兩鋪皆是從東京、臨安防火、滅火的軍巡鋪派生出來的。這種水鋪、冷鋪，由於關系市民安危生計，簡便易行，所以生命力極強，直到明代，延平城內，還有沿襲宋代水鋪而設立的“潛水義社”。

與宋代延平稍有不同的是，這種“潛水義社”為市民自發組織。之所以冠以“義社”之名，是因為社內的壯丁全聽命於社首，一遇火警，彼此相應，不用號召就可以集合起來，不一會兒就能到達著火地點，而且不爭功，不邀賞，“此義社規約也”。

所謂“規約”，即制度，從中可以看出宋代城市防火、滅火制度影響之深，成效之大。宋代以後城市的防火、滅火，盡管也有其自身的特點，但就其主要的方面而言，還未超出宋代城市防火、滅火制度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