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革了文化的命，這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文革期間，因為破四舊的緣故，多少文物遭劫，恐怕已經難以統計，地面建築，除了幾個特別著名、由軍隊保護的，基本上都化為瓦礫。至於雕塑、牌匾、器皿、書畫等等，被踐踏、搗毀、焚毀者根本沒法計算。文革也是個全民焚書的歲月，秦始皇和項羽的焚書，跟文革比起來，漫說小巫，連小小巫都算不上。納粹德國的焚書，也無法與之相比。

舉國上下，沒有什麽書是可以幸免於火神爺祝融氏的，中國古代的書，是封建主義的，外國書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蘇聯的書是修正主義的。1949年以來出版的書，是中國修正主義的。封資修三字標簽一貼，掃蕩一切。能幸免的，除了馬列選集，就是魯迅的書。但這也要看地方，有的地方，擁有馬列的書也有問題，因為，你為何重視馬列，輕視毛主席的書呢？…

自從我開始頻繁地參加電視節目錄製之後，拜其高收視率所賜，許多觀眾紛紛找出珍藏的珠寶文物，希望我幫忙鑑定真偽。甚至還有人會不辭辛苦，親自將寶物搬來店裡，讓我開開眼界。

可是萬一運送過程中有些許閃失，這裡磕破了或是那裡撞斷了，我可賠不起。因此，我總是建議熱情的朋友們先寄照片來做初步鑑定，一來避免運送過程中出問題，二來節省彼此的時間。因此這一段日子以來，我見識過不少價值連城的珍品，也識破了一些出自江湖騙子的贗品。不過，由於觀眾來函太踴躍，我漸漸開始感到分身乏術，於是只好交代秘書，若是有這類的電話或來信，盡量幫我擋下。

有一天秘書告訴我：「有一位92歲的梁老太太來電，希望你務必回電話給她。」我心想：「我根本不認識什麼梁老太太，她怎麼會找我呢？」所以並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以四種語言

夢見沈默大陸的人

搞砸了意義那喋喋不休的問題

不能停歇。

翻譯只有醒時才是可能的。

但在夜裏，當人是失去部落的穴居人，

誰又能做文藝復興人[1]？

阿爾塔米拉[2]的無名畫家

都可以夢出

現代藝術館。…

我們家以前住在一座化工廠的對面，化工廠的大門與我家的門幾乎可以說是面面相覷的。我很小的時候因為沒事可做，也不知道可以做什麼，常常就站在家門口，看化工廠的工人上班，還看他們下班。



化工廠工人的工作服很奇怪，是用黑色的綢質布料做的，袖口和褲腳都被收了起來，褲子有點像習武人喜歡穿的燈籠褲，衣服也有點像燈籠——服？化工廠的男男女女一進廠門就都換上那種衣服，有風的時候，看他們在廠區內走動，衣服褲子全都鼓了起來，確實有點像燈籠。我至今也不知道為化工廠設計工作服的人是怎麼…

[ 腳印] ：《塵埃落定》出版後，引來人們驚異的眼光。這次獲矛盾文學獎可

說是眾望所歸。

[ 阿來] ：也不是沒有人懷疑吧。我知道至少有一個人是懷疑的。那個就是我。

當然，我的懷疑與別人的懷疑的內在因素不太一樣。這本書從問世到現在，聽到贊

揚的話較多一些，但批評的聲音也是有的。盡管作品獲獎了，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情，但是，我永遠也不會幻想所有人都對我的作品表示首肯。這本書剛在《小說選…

“草調”散文

——對中學語文課本所選楊朔散文的反思

楊朔是初中語文課本中所選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計有《香山紅咐、《荔枝蜜》

《茶花賦》、海財等四篇。直到今日，楊朔散文仍被數百萬中學語文教師作為教授

作文的典範，仍被數千萬的中學生虔誠地奉為寫作的標本。然而，楊朔模式所造成

的危害，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的認識：這些產生於六、七十年代的新八股，以單調的

敘事方式和單調的思維模式，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損害著剛剛拿起筆的孩子們鮮…

　　在詩一般的音樂中讀歐銀釧的文字，便有了格外的一種情境和感覺。

　　上一個冬季，我的朋友歐銀釧從臺北寄來了一張由滾石出品的CD盤。那麽小小

的一張CD，便盛載了歐的全部心意和她的一種嶄新的追求。那是一種叫《城市傳奇》

的精美唱片，是歐把她對城市的感覺融會進作曲家史擷泳先生美妙音樂中的一種嘗

試。全新的樣式。很純粹又很斑駁。說不清聽著歐和史先生共同的藝術品時是一種

怎樣的感覺。但有一點是清晰的，那就是覺出了歐的歷歷在目，感覺到了歐的那浪…

人人難逃一死，我們所處的境地是多麼不同—般!每個人來到這世上，都是匆匆過客；為何而來，卻無人知曉，儘管有時候自以為對此若有所悟。但是無須深究，從日常生活的角度來看，我們是為別人而活著的——首先是為了那些我們所有的幸福全仗他們的笑靨和福祉的人，其次是為了那些通過同情的紐帶而將我們與他們的命運緊密相連的素不相識的人。每天我上百次地警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全都依賴別人的勞作，包括那些活著的人和已故的人；我必須殫精竭慮，作出同等程度的貢獻，來報答我已經接受並且仍在接受的恩惠。

我熱愛簡樸的生活，並且時常忐忑不安，因為覺得自己享用了過多的他人勞動。我認為種種階級差別是與正義背道而馳的，並且最終不得不訴諸強制手段。同時，我相信樸素的生活對任何人都是大有裨益的，無論是在肉體上還是在精神上。…

 後來有“尋根文學”，我常常被歸到這一類或者忽然又被撥開，搞得我一副

踉踉蹌蹌的樣子。

    小說很怕有“腔”，“尋根文學”討厭在有股“尋根”腔。

    真要尋根，應該是學術的本分，小說的基本要素是想象力，哪裏耐煩尋根的

束縛？

   …

我生在北京,長在北京。除大學畢業後曾在外地工作過十年外,算來在北京已經生活了五十多年了。北京是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古城,隨便哪個不起眼的院落,說起來都可能有久遠的身世。就拿我家原來的住所來說,一座並不規整的兩進四合院,帶個小跨院,有西廂,沒東廂。有一年山墻倒塌,發現這面墻全是碎磚頭壘起來的。就是這樣一個寒酸的院落,生活了我一家四代人,我老爸就出生在這裏。要算年頭,至少也有七八十年的歷史了。

中國論文網 http://www.xzbu.com/5/view-1282095.htm…

　　這天，大約是下午四點鐘光景。有個赤膊男子騎輛破自行車，“嗤”地剎在小初開堂門前的流水溝裏，不下車，腳尖蹭地上，將汗濕透的一張錢揉成一坨，兩手指一彈，準確地彈到小初開堂的櫃臺上。

　　“餵。貓子。給支體溫表。”

　　貓子愉快地應聲“呃。”去拿體溫表。

　　收費的漢珍找了零錢，說，“誰呀?”

　　貓子說：“不曉得誰。”

　　漢珍說：“不曉得他叫你貓子?”

　　貓子說：“江漢路一條街人人都曉得我叫貓子。”…

 ～～在韓國女子大學研究生院的演講

　　大家下午好！這次到韓國來，是因為我的長篇家族散文《我與父輩》韓文版的出版。用中國最直接的話說，就是來宣傳這本書。宣傳--在中國更可能被理解為炒作，但在這裏，我希望大家把宣傳理解為“對一本書共同的閱讀與交流”。

　　《我與父輩》在中國受到讀者的喜愛，出乎我的意料。這是我多少年來的寫作中出現的大家都說好而不說壞的一次例外。這也說明，親情、溫暖和人在生存中堅韌地活著的那種精神，是所有人共有並共同尊重的。因此，我也相信韓國讀者，對這本小書中的表達會有同感同受，可以和中國讀者一樣喜歡《我與父輩》，表揚作者閻連科，而不是如我此前的寫作一樣，批評我的寫作成了許多人共同的誌向。…

我只有一個長長的傷口，

一個無人涉足的深洞，

沒有窗戶的現在，

返回、重復的思想

反映並消失在自己的透明中，

被一只眼睛穿透的意識——

這眼睛註視著自己

直至沐浴光明：

　　　　　　　梅露西娜…

那個影子，我的肖像，它到處為生活奔忙，喋喋不休，斤斤計較，

我那樣時時發現自己站在那裡瞧著它飛來飛去，

我那樣時時詢問和懷疑那究竟是不是我自己，但是在我的相愛者中間，在吟唱這些歌的時候，我啊，卻從來也不曾有過這樣的懷疑。

五月二十九日天下大雨，有客從臺灣來，自稱姓陳，是三毛的朋友。一聽說三毛，陌生客頓做親近人；先生卻立在那裏只是說，我送三毛的遺物到敦煌去，經過西安一定要來看看你。

看看我？我望著先生，眼睛便有些澀了。先生既然是三毛的朋友，帶了三毛的遺物去敦煌，冥冥之中，三毛的幽靈一定也是到了。我與先生素不相識，也無書信聯系，這麽大的雨，他從我的單位打問到我住的醫院，偏偏我又從醫院回來，他又冒雨尋來了。如此耐煩辛苦，活該是三毛的神使鬼差呢。

三毛，三毛，我輕聲地叫起來了，“快讓我瞧瞧！”等不及先生把一包東西放在桌上，我說，我要見三毛。…

記得2009年6月初的一天，法蘭克福陽光明媚，德國電視一臺（ARD）的攝制組拉著我到處走動，讓我一邊行走一邊面對鏡頭侃侃而談。他們首先把我拉到了法蘭克福著名的紅燈區，妖艷的霓虹燈在白天裏仍然閃爍著色情的光芒，他們試圖讓我站立在某個曖昧的門口接受采訪，馬上有人從裏面走出來驅趕我們，嘗試了幾次又被驅趕了幾次以後，我只好站到了車來車往的十字路口回答他們的第一個提問。然後又被他們帶到了幾處又臟又亂的地方，或站或坐地繼續接受采訪。我的德國翻譯跟在後面，一路上都在用中文發出不滿的嘟噥聲，他說法蘭克福有很多美麗的地方，為什麽不去哪裏？為什麽盡是在法蘭克福落後的地方拍攝？…

偉大的五四已經死了，讓我們下半旗誌哀，且列隊向她致敬。雖然她的孩子們，德先生與賽先生，已經漸漸長大，雖然她的第三個孩子，白話文學，已經活了４０多歲，可是五四她自己已經是死了。至少至少，在現代文藝的金號銅鼓聲中，蒼白的五四已經死了，已經死了好幾年了。蒼白，而且患嚴重的心臟病。當胡適之先生在南港倒下，中國新文學史的第一章便翻過去了。寫第二章的幾枝筆，握在４０歲以下的一代。五四固然也有零零落落的幾個遺老，可是那幾枝禿筆已經無能為力，最多最多，每年到了今天，回憶一番罷了。他們的筆，只能為第一章加幾條註解，不能寫第二章的大標題了。五四死了。新文化的老祖母死了。讓我們下半旗誌哀，且列隊向她致敬。…

　　我很年輕時就認識他了，因為他承做我父親的靴子。他和他哥哥合開一家店，店房有兩間打通的鋪面，開設在一條橫街上——這條街現在已經不存在了，但是在那時，它卻是坐落在倫敦西區的一條新式街道。…

我與上海詩人李天靖的相識，他在數年前所作的《與王家新拜謁魯迅故居與墓地》一詩中已有所敘述。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一見面就有了一種親切感和信賴感。近年在上海又見面時，李笠在飯桌上稱他為“聖徒”，對此我一點也不驚訝。天靖兄為人熱情、忠厚，這在上海那種大都市的人情世故中尤為難得。他總是樂於助人，為詩歌和南來北往的詩人們做了大量事情，堪稱是一位“詩歌義工”。不僅如此，天靖兄讓人敬重，還在於他對詩歌本身的赤誠，在於他內心裏對詩歌的那種認真、嚴肅和投入，別的不說，今年8月中旬，我的譯詩集《帶著來自塔露薩的書》在上海書展舉行發布會，我頭天傍晚才想到請他參加，沒想到第二天見面時，他已把長篇發言稿寫出並打印出來了。我驚訝，並深受感動，因為那是他連夜趕寫出來的！這是怎樣的一種精神？！…

生活是極不愉快的玩笑，不過要使它美好卻也不很難。為了做到這點，光是中頭彩贏了20萬盧布、得了「白鷹」勳章、娶個漂亮女人、以好人出名，還是不夠的——這些福分都是無常的，而且也很容易習慣。為了不斷地感到幸福，甚至在苦惱和愁悶的時候也感到幸福，那就需要：一，善於滿足現狀；二，很高興地感到：「事情原來可能更糟呢」，這是不難的。

要是火柴在你的衣袋裡燃起來了，那你應當高興，而且感謝上蒼：多虧你的衣袋不是火藥庫。

要是有窮親戚上別墅來找你，那你不要臉色發白，而要喜氣洋洋地叫道：挺好，幸虧來的不是警察!

要是你的手指頭紮了一根刺，那你應當高興：挺好，多虧這根刺不是紮在眼睛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