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筆記裡，我曾經比較了E.H.Carr的《歷史論集》當中對史學的反思，與詮釋學所開發出來的詮釋理論可能帶給歷史學的提示，並比較了兩者之間的重大差異。事實上，在一個更廣大的範圍裡，這兩種思考取向取向都同樣包括了人類在面對、處理一般意義上的「知識」時，所持有的態度與立場，以及相關的概念思維工具。那不多不少，正是哲學裡所謂「知識論」的範疇。因此，上述思考把我帶向了另外一個甚至更為複雜的問題：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出現於知識論領域的變化。在這裡，足夠弔詭的是，乍看之下，問題從原本的當代史學理論論辯，轉向了更帶有抽象性格的哲學思索；然而，當我們追問的是知識論的演變，而非一種理想的知識論之一般形式，這實際上遂變成了一個「歷史」的問題。因為知識論乃是在具體的歷史情境當中建構起來並發生作用的，哲學家的目標或許在於某種先驗、普遍性的命題（至少一度曾是如此），但其思考所從出的背景，則無論如何都是歷史的。於是，哲學與歷史便這般無休止地相互糾纏，從而形成了「思考」之賦格繁複對位法的主旋律。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除去哲學史教科書裡那種各家知識論學說介紹式的敘述，關於知識論的變遷，至少是從文藝復興以迄近現代的這一段時期以內，原來好像已經有人從事過開創性的研究。這份研究的標題叫做《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同時，無巧不成書地，正是由那位大名鼎鼎、據說宣告了「人之死」的作者所作。而因著這位作者，我個人原本單純的好奇遂夾雜了某些複雜微妙的心思和情緒。坦白講，要無視於他所背負的各式標籤以及其引發的巨大爭議是很困難的，更要命的是，這位作者在當代的學術圈與文化界幾乎已成為某種知識「時尚」一窩蜂朝拜的對象。在此情況下，我非常擔心自己只會淪為又一名毫無獨立自主批判能力的趕時髦之人。然而，套句我老師說的：「你要想這麼多的話就什麼事情都不用做了」，我想，也許我還是有可能從一個比較樸素的角度出發，試著讀讀看這份研究。而在閱讀的過程裡，一方面是對文本固有內容的吸收；另一方面，我也為自己設定了一個反省的主題，以期保持一個適當的反思距離。藉著這次暫時性的試讀，我想同時試著釐清這個很少真正聽人提起的問題：身為一名接受歷史學訓練之人，我們到底為什麼要讀傅柯？

初步的成果讓我自己大驚失色。深入這片環繞著傅柯著作的叢林之後，截至目前為止的種種紛至沓來的想法和感受，都要求我甚至必須重寫本篇筆記開頭的前兩段內容。那幾乎已經成為一個詩學的問題：傅柯的概念與術語，乃至一整個思維的運作方式，是如此地有悖於我至今所接受的史學訓練、甚至我本人在既有文化背景下所具有的一般常識，以致於要去描述這一切，必然涉及發展出一整套全新的詞彙與邏輯，並一定程度上改變我自己對於所謂「現實」、「價值」、「生命」等最根本的抽象範疇之原有的認知。比方說，我原本聽說，《詞與物》將十六世紀以降的人類思考系統區別為三個先後相繼的模式，並分別對應於所謂的「文藝復興時代」、「古典時代」與「現代」。這樣的一個模式被稱為「知識型」。在文藝復興時代，知識型的特色是相似性，也就是事物之間表面上或者形式上的類似；到了古典時代，知識型的特色轉為再現，人們不再談論事物本身，而是重視事物所賴以表達的符號性媒介；最後，到了現代，從事再現活動的「人」本身開始被注意，因而，這種直接通往我們時代的知識型之重要標誌即為從「人的有限性」出發所進行的思考與認識。乍看之下，上述說法儘管由於過份簡略而顯得問題重重，但基本上，似乎仍不失為表現了一位歷史學家所可能操作的要素。在其中，有一個明確的問題主軸，而對應此主題，也給出了一個相關的歷史分期，形成了一個具體的歷史解釋架構。然而，一旦真正開始閱讀之後，我立刻發現，上面簡單談及的種種，大概就是將傅柯視為一名歷史學家，或者，更好的說法是將《詞與物》視為一本歷史著作之後，我們所能夠得到的、並極可能徹底是出於誤讀的全部了。同時，我也被迫承認如下事實：原來，我的計畫打從一開始就走錯了方向，傅柯既非一位史家，《詞與物》所談及的，絕大部分也並非什麼「知識論的歷史」。在這種情況下，閱讀變得極度困難，而那種困難除了一般意義上的難以理解之外，更清楚體現了某種面對「無法對其進行區辨之物」時的迷惘和困惑。

因為《詞與物》根本就不像我原本聽說的那樣。首先，對所謂的三種知識型，傅柯的分析幾乎完全集中於後兩種，而對於文藝復興時期的相似性，只以全書共十章的其中一章草草帶過。並且事實上，這裡所說的「文藝復興」只是個幌子而已，真正的時間，只限於十六世紀末期到十七世紀初期，也就是「古典時代」的前夕。而細看全書我們才會慢慢瞭解，這樣的寫作安排，出於傅柯真正關心的問題：也就是從「古典時代」到「現代」之間知識型的變化，造就了我們當代認知與思考的基本框架，因此，要釐清這個框架及其限制，我們非回到「古典時代」去不可；而要能精準掌握「古典時代」的特點，又唯有藉著在其之前的「文藝復興」之知識型作為參照，才能辦到。換言之，在《詞與物》裡受到處理的所謂「文藝復興時期的知識型」，基本上只是作為讓位於「古典時期知識型」的一個殊異的對照組而已。因此明顯地，《詞與物》的目的不在於書寫歷史，而在於透過歷史來回答一個，我只能說「可能是」當代哲學的問題。更為嚴重的是，《詞與物》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基本預設，而這個預設，大概注定了會引起歷史研究者本能反射式的厭惡。如我們所知，《詞與物》的副標題是「人文科學考古學」，而就在這個副標題裡，暗示了某種看待「歷史」的特殊觀點。「考古學」三個字讓我們聯想起某種遺址挖掘現場，以及在反覆挖掘之下，逐漸顯現出來的層層疊疊的地質景觀，而後者正是傅柯採用此一比喻所欲表達的「歷史」概念。當《詞與物》提出三種「知識型」，並且將之劃歸歷史上三個先後相繼的時代，對這三種知識型之間的關係卻是隻字未提。換言之，用一個較傳統的說法，傅柯全然拒絕提供有關知識型變化發展的軌跡過程，也一併略去了對知識型何以發生變化的說明。因此如果我們硬要說《詞與物》寫出了某種歷史，那麼，這只能是一種斷裂的、不連續的歷史。然而，這樣的描述實際上同樣是失焦的，《詞與物》裡所以見不到歷史學看家本領的那種對變遷的描繪與解釋，基本上，是因為這本書的主角，也就是「知識型」，本質上就是一個不可能發生任何變化的概念。這裡牽涉到的是傅柯分析對象與使用方法的問題。就對象而言，傅柯想要分析的知識型被視為某種最根本的認知框架，一切更進一步的知識與反思，都是透過這個框架才成為可能，於是，當我們使用原有的哲學「知識論」之概念來理解傅柯所言的「知識型」，就會發生誤差——簡言之，在任何時代，對其特有之知識論的反思無論如何是可以做到的，而帶動知識思想變遷的契機也就在其中，然而，宣稱要反省「知識型」就其定義而言即是一個悖論，用一個比喻來說，那就像是說想要在沒有反射物的情況下看見自己的眼睛一樣。如此一來，「知識型」怎麼會有變遷？而就方法而言，這樣的分析又是如何可能的？我想，那正是《詞與物》對研究歷史的人所以顯得如此難以下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此，傅柯所服膺的明顯是結構主義的觀點，也就是相信在分歧雜亂的表象之下，能夠辨識出一個深層的、固定不變的結構。這個結構決定了整個文化符碼系統的樣貌並足以窮盡此文化的全部可能性，而我們能夠透過分析種種符碼運作的形式，歸納出這個結構的規則來。具體而言，這些規則就是《詞與物》所提出的三種「知識型」的類型。於是，基於上述理由與策略，《詞與物》當中的討論與敘述雖然同樣標記了年代、有時間的先後順序，卻也僅止於此。與其說那是歷史，不如說那僅僅是三個不同的結構在時間裡無意識（也極可能是無意義！）的疊加，其結果當我們從「現在」的角度回頭看去，正像是互不相屬的一層層澱積而已。史學家應該會同意，對於過去之研究，其總名即為「歷史」，而傅柯的《詞與物》毫不妥協地挑戰了這樣的想法——那同樣是在研究過去，卻已然不屬於任何一種至少就我個人所知的歷史了。

最後，《詞與物》真正嚇到我的地方在於仍然與我本人所生存的時代有關的部分。事實上，「知識型」的問題所以重要，無非也是為了能夠導引出這最後一部分的思考。傅柯認為，古典時代的那種「再現式的」知識型就像是在繪製一張無止盡的圖表，將事物分門別類地編碼，以安置於其中適當的位置。而在這張巨大的圖表裡頭，並沒有現代意義上的「人」的位置。身為圖表的繪製者，也就是一切認知、分辨、再現的執行者，「人」本身並不可能被收括進他自己所創造出的系統來。現代的知識型就從這一點上突圍而出，引發了根本的騷動與變革：即，意識到「人」乃是這一切作為的主動施為者，並且，也同時在這一切主動施為當中，成為自身研究、思考的對象。這樣的弔詭造成了無數當代思想的難題，在此只舉其中一個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以心理學來說，目前的主流走的是一種重視生物因素，建立於科學方法之上的實證主義路子，然而，這種從經驗出發的研究取向必然迫使我們最終不得不去追問：那麼，經驗的基礎又何在？而當代知識型的特點，便是我們再也不可能像我們古典時代的先輩一樣，天真地相信再現後的實證知識便足以客觀地反映有關我們自身的真實，我們現在更關心的毋寧是，這一切如何可能？因此，經驗研究的目的實際上在於得出先驗的條件前提，以確保我們知識的有效性。但是反過頭來，所謂的「先驗條件」根據其定義，便是我們能夠擁有任何可資研究的經驗之基礎，也就是說，在我們透過經驗性研究得以觸碰到任何可能的先驗條件限制之前，這些限制已經在發生作用了。正如前述視覺性的比喻一般，心理學試圖透過肉眼看見的，正是那顆使得它能夠去看的眼球。這也就是為什麼再多的腦神經科學大概都沒有辦法真正透徹解釋人類的心智作用的理由：因為從這個角度看去，所謂的腦神經科學，不外是「人」的又一種虛構性的創作。如此，當代的知識遂走上了一條空轉而不曾觸及其所宣稱欲研究之課題的死胡同，這便是傅柯所描述的所謂「人文科學」之根本困境及其虛妄。於是，到了這裡，我們終於再也無法逃避，而必須面對這本《詞與物》最後那個驚世駭俗的著名結論：「人之死」。

人為什麼非死不可呢？說穿了，因為按照《詞與物》的理路，所謂的「人」，僅僅是一種特殊知識型透過各式人文科學所建構出來的產物、及其自以為是的施行者而已。而根據傅柯的分析，十分明顯地，這個特定的知識型固然遠遠不是什麼真理的代表，因而也沒有特別加以維護的必要，更重要的是，其已然發展至一個瓶頸性的階段，見證了一個知識型所能夠達到的極限狀態，而不再有任何發展空間了。出於這樣的理由，傅柯所以敢於大膽召喚我們揚棄這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範疇：「人」，並預言這個「人」的必然消失，想來也並非完全不能理解。問題是，可以理解不代表可以接受，就我個人而言，立即撲面而來的一個尖銳的問題就是：假如我們試著去應用傅柯的觀點，不再堅持歷史的連續性或甚至「人」的基本重要性，那麼，歷史學又會何去何從呢？

我的答案是：完全無法想像！至少，在現階段僅片段地讀過了《詞與物》的驚魂甫定時刻，我還沒有力氣去仔細思量這個問題。根據前文，我想下述的說法應該不算過份：去使用傅柯、甚至只要開始思索傅柯，基本上即意味著拋棄原有的一整個史學傳統而從頭來過。也許就是在這樣的心情之下，昨天我去看了電影《X戰警》第三集。那部影片所描述的，正是人與乍看之下與人類無異、卻因為基因突變而具有種種異常外貌與不可思議之能力的變種人之間，一觸即發的戰爭。也許是因為寫報告已經寫到發瘋了吧，回家的路上我還是不斷想著這本《詞與物》，和這位現在看來活脫脫就是變種人化身的作者傅柯。我在想，究竟什麼是人？對變種人來講，「人」的歷史會是什麼樣子的？我又如何確定自己是一個「人」呢？經過兩年的史學訓練，如今我服膺的原則上是一種讓我們得以去接觸、理解他人的歷史，那麼，在面對全然陌生復已不再存在之歷史情境時，我難道只是一個外國人，而不會根本就是一個「外星人」嗎？同時，讓人隱隱約約又有些憂慮的是，從我個人的生命經驗觀之，我的確被當成外星人的時候居多，而被別人視為同類的時刻甚少。凡此種種，都讓我感到似乎一種對於傅柯的帶著戰慄之情的會心，彷彿某個可供安身立命、卻不是由常規所提供的認同，始終在某個地方等待，並且也一直在未曾察覺的情況下，被我自己不斷實踐著。那麼，也許我的信念又到了應該修正的時候了，畢竟，閱讀《詞與物》的機緣同樣是史學（或者還不如說是親愛的老師）帶給我的，只不過這一次，看來為的並不是認識他人，而是瞭解自我。（摘自網路 作者不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