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克里斯蒂瓦应用她的诗性语言革命理论，来讨论狄尔泰曾讨论过的歌德的诗歌，她可能会从符号态（the semiotic）和象征态（the symbolic）的辩证关系入手，探讨歌德的诗歌如何作为一种语言形式，超越纯粹的象征性表达，成为深层次人类体验的载体。



换句话说，强调诗歌语言如何在象征态和符号态之间辩证运作，既维持语言的形式秩序，又通过这种秩序传达出超越语言规则的深层次体验。突出诗歌语言的革命性，探讨如何通过语言形式的突破和内在张力，展示出人类情感、心理和无意识的复杂性。通过这样的分析，克里斯蒂瓦可以将狄尔泰对歌德诗歌中认知体验的关注与她自己的符号学和精神分析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一种既关注语言形式，又深度挖掘语言背后体验的综合理解。…

在這次訪談中，巴特回顧了克里斯特瓦對巴赫金思想的介紹對於自己的啟發。巴特指出，那些分析讓自己「隱約看到了將文學寫作當作一種其他寫作的對話、當作一種寫作內部的各種寫作之間的對話來進行分析的可能性。一部作品的寫作，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薩德、雨果的寫作，在其詞語的線性發展的表明之下，包含著反復、戲擬、別的寫作的回聲」，「如果文學是各種寫作之間的對話，那麽，很顯然整個歷史空間都重新回到了文學語言之中」。[4]

巴特還在其他的很多場合談及克里斯特瓦和互文性。1969年…

朱莉娅·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的诗性语言革命，尤其是她关于“符号态”（the semiotic）和“象征态”（the symbolic）理论，确实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将…

【摘要】克里斯蒂娃是符號學、後結構主義等領域的代表人物，其學術具有非常廣泛的交叉性，具有顯著的跨學科優勢。克里斯蒂娃的後結構主義符號學，確立了文本詮釋的新局面，不但將各個不同的文本交織起來，而且開啟了文本、文化、心理研究三者結合的研究路徑。

朱麗婭·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又譯為朱麗婭·克里斯麗娃、朱麗婭·克里斯蒂瓦、朱麗婭·克…

互文性理論在談及分析對象時，使用了文本（Теxt）這一術語。這是互文性理論不可缺少的概念之一。“互文性”詞彙本身就是以此爲基礎構成的。從詞源上看，text 源自拉丁語 textus ，指織物，也指編織，聯系、結合。從這個角度講，文本也暗含了材料引用的過程。而從文本概念的內涵看，早期的文本是文獻學術語，用來指原文。之後結構主義的出現擴大了文本的範圍。比利時哲學家布洛克曼（J. M. Broekman）在《結構主義：莫斯科—布拉格—巴黎》一書中寫道，“直到結構主義出現後，他們的著作（馬克思、黑格爾等）才真正成爲文本。”（布洛克曼 1986：94）1971 年，羅蘭•巴特在《從作品到文本》

一文中爲文本規定了 7…

克里斯蒂瓦決意將語言當作動態的、越軌的和「物質性」的事物。它不是一個靜態的工具，不能被簡約到邏輯命題那樣的層次，簡約到能夠為理性所隨時把握的層次。她批評，結構主義因為埋頭於語言的「設定的」（thetic）或靜態的方面而將語言設想為一個同質結構。而她的符號論則揭開了語言的基本的異質性，儘管它也關切於話語以及話語的言說主體。



對於其符號分析來說，語言是一個意指過程，語言實踐既是一個體系也是一種越界(否定性)，是「聲音生產的衝動性基礎」與聲音發生於其中的社會空間的共同產品。為創建這一新的符號理論，克里斯蒂瓦對她曾鍾愛的黑格爾、馬克思和弗洛伊德多所借鑑，但另一方面她又總是與他們保持着一個批判的距離，其間她插進了一種新的動能，一種革命的精神。…

克里斯蒂娃認爲，“任何本文都是由引語的鑲嵌品構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對其他本文的吸收和改編。因此，原來的主體間性概念可以被文本間性概念取代。”（Кристева2004：167）互文性概念主要包含兩方面含義：一是一個確定的文本與它所引用、改寫、吸收、擴展、或在總體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間存在關係；二是任何文本都是一種互文本，在一個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種多少能辨認的形式存在著其他的文本，包括先時文化的文本和周圍文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對之前引文的重新組織。

稍後克里斯蒂娃在《封閉的文本》（1967）一文中，對互文性進行了定義。“現代符號學研究的對象不僅僅是話語，還研究各種形式的符號實踐，這些實踐具有超語言特征………

質言之，「發現了」巴赫金理論、「發現了」第二個索緒爾思想的克里斯特瓦，以其「文本間性」理論超越結構主義，而影響了羅蘭·巴特，影響了「如是」派這批巴黎先鋒前衛知識分子。

然而，這只是互動的一個方面。換一個角度看，克里斯特瓦的文本理論乃是「如是」派及其「整體理論」的一種總結。被視為克里斯特瓦文本理論的那篇「核心文本」，在探討「文本間性」時僅次於「詞語、對話與小說」而經常被提及的另一篇文章，乃是「封閉的文本」(texteclos)，其藍本可能是「文本的結構化問題」。後者也是克里斯特瓦的一篇重要論文。1968年…

摘 要：法國是當今世界符號學研究的三大王國之一，而且是唯一一個真正形成過符號學運動的國家。 這里符號學人才濟濟，克里斯蒂娃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她所倡導的互文性思想和解析符號學理論受到世界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互文性指符號系統的一種互換關係，它受西方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符號學、文化符號學、精神分析學、哲學等學科的影響，表現形式多樣，集中體現了引文性、社會性和轉換性三個基本特征，該思想的提出無疑是對結構主義符號學以及傳統文學研究的超越。 解析符號學更是對結構主義符號學的一種反叛和挑戰，它主要來源於巴赫金(Bakhtin Michael 1895—1975 ）的語言哲學思想，同時與馬克思的價值形成理論、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以及拉康的分裂主體理論密切相關，主要內容包括文本間性理論、意義生產動態理論和過程主體理論。…

克里斯蒂瓦的“符号态”（the semiotic）与“象征态”（the symbolic）确实可以被理解为处于一种“呼唤性”（vocativity）的关系，这种关系反映了二者之间的动态互动与相互影响。这种“呼唤性”强调符号态和象征态之间的相互召唤、回应与转化。二者之间的呼唤与回应构成了她诗性语言革命的核心。通过这种呼唤性关系，克里斯蒂瓦展示了语言如何在表现理性秩序的同时，捕捉和表达深层次的情感、无意识和原始体验。

符号态与象征态的辩证关系:…

1. 引文性或二重性

互文性必不可少的特征是引文性，即一個文本中含有另一個文本。 克里斯蒂娃認為，「任何文本都像是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對另一個文本的吸收和轉換」［1］（P146）。 這里，克里斯蒂娃的獨特意義在於，她的互文性概念建立在她的泛文本主義之上，「文本」、「另一個文本」或「引文」等詞語在她那里都具有極為寬泛的含義。 她所說的「文本」可以確指一部文學作品，但首先是指一種意義生產過程；她所說的「另一個文本」可以確指另一部文學作品， 但首先是指一切社會歷史實踐； 各種社會歷史文本不一定屬於自然語言，但都「像語言那樣來結構」，所以任何符號系統或文化現象（社會實踐）都可以看做「文本」。 ［13］（P17）…

愛墾APP: 無器官身體の神話是一種言說方式

羅蘭巴特說「神話是一種言說方式」 ，在愛墾網的討論框架下，它意味著什麼？

在羅蘭·巴特的觀點中，「神話是一種言說方式」（Myth is a type of speech）意味著神話並非僅僅是過去的傳說或故事，而是一種符號系統，用來建構和傳達特定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價值觀。神話通過語言、符號和圖像賦予某些概念和現象特殊的意義，以自然化的方式使它們看似普遍和合理。…

巴特認為，任何一個文本都是一個互文本，其它文本程度不等地以多少可以辨認的形式——先前的和環繞（文本）的文化的文本形式——存在於這一文本之中。〔羅蘭·巴特：「文本的理論」，收於羅伯特·揚編《解放文本》（波士頓：勞特利奇出版社，1981），第39頁。〕

德里達的互文性理論則認為：每一個文本，每一種話語，都是能指的「交織物」（interweaving）或「紡織品」…

拉康、克里斯蒂瓦和雅各布森三位理論家，分別從不同的視角——精神分析、符號學與語言學——探討了「夢現象」，盡管他們的重點不同，但他們的研究均涉及夢境在語言、情感和無意識中的重要作用。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



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論深受弗洛伊德的影響，並在夢的分析上做出了獨特的貢獻。他將夢視為語言、無意識和欲望的交匯點。

夢與像徵秩序：拉康認為夢是一種語言現象，處於「像徵秩序」（symbolic…

身為一名精神分析師，我就像小說中角色西爾維婭·勒克萊爾克（Sylvia Leclercq）一樣，既不能把德蘭放在沙發上進行「心理」解讀，也不能采取那些自我虛構小說家的姿態，把他們的幻想當作傳記來呈現。這既不是聖人的傳記（那有多矯揉造作啊！），也不能通過某種模型的格子來「理解」她的散文。我想，身為一名身處第三個千禧年的女性，我要與我們時代的文化一道，一邊閱讀德蘭的著作，一邊與德蘭編織一場對話。這是一場無盡的對話，我與這位加爾默羅會（Carmelite）修女「同居」了十年——這是一場難以結束的寫作歷程。

彼得·保羅·魯本斯（Peter Paul…

內容提要：克里斯蒂瓦的哲學旨在促成一種情境的出現，在其中主體是一個「開放的系統」，或一件「進行中的作品」，一種「向他者開放」的生成；由此能夠同時帶來我們自己身體的一種修正形式。她呼喚新的身份的形成，——但這不是象徵的解構，而是它的轉型。

著譯者簡介：波拉·祖潘茨·艾塞莫維茨（Paula Zupanc Ecimovic），斯羅文尼亞普利茅斯卡大學人文學院講師。主要著作為《斯羅文尼亞當代文化中的性與性別》。目前是著名法國哲學家露絲·伊利格瑞所主持「語言、性別與公民身份」課題組的重要成員。譯者金惠敏，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理論室研究員。

朱麗婭·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

关注斯蒂格勒的学说，对于城市科学本身来说还有两个理由。一方面，他的学说很好地展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也就是研究主观和客观的互动——记忆、预测未来和塑造自我等主观元素，是怎样被影像技术、全球资本和节目产业等客观元素塑造，又如何反作用到客观元素上的。



另一方面，斯蒂格勒的研究有著明显的西方古典主义风格：追求与伟大学者的对话，探讨关于人类的基本问题，同时还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延伸到对于现实的影响中。这一点对于日渐被体制化的城市科学相关从业者来说，显得有些遥远和不合时宜。



而就是这种遥远和不合时宜，也许包含著“科学”的精神：科学不是对于当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的妥协，相反，科学精神意味著忠于真理本身，忠于对真理的追求过程，哪怕这种追求是与科学界或整个社会的主流相违背的。…

1966年，TelQuel是當時最活躍和最具煽動性的團體。這個團體把克里斯特瓦置於巴黎知識分子「名人錄」的核心。她認識了自己的同胞托多羅夫，成了邦弗尼斯特的朋友；在索萊爾斯的幫助下認識了拉康，並參加了他的研討班。她同情法共。或者至少同情它周圍的知識分子小圈子(《新批評》、《法國通訊》)。她贊成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而且在幾個月之後，成了結構主義的發言人，聲稱要對結構主義進行概括。那是符號——馬克思——弗洛伊德思想的奇妙混合，體現了知識先鋒派的欲望，即通過寫作使世界革命化。[3]456—457…

問題是，如何在不借助信仰的情況下應對身處危險之中的人類——就像2004年本篤十六世（Ratzinger）、波肯費爾德（Böckenförde）和哈貝馬斯（Habermas）會面時主張的那樣？面對受景觀和金融影響、被權力欲望驅使的數十億個自我，面對這些，我們可以尋找到什麼樣的「信仰」，「團結的紐帶」或者「規范意識」呢？我試圖通過精神分析的研究回歸人類關係的基礎要素，其中包括欲望及其可能帶來的災難、空虛的痛苦、對信仰的需求和對理想的投入。

聖保羅在《聖經·詩篇》中說道：「我因信，所以如此說話。」（第116章）當精神分析師面對「我信」和「我說話」時，會遭遇兩種體驗。弗洛伊德在母子共生關係…

4. 顯著互文性和構成互文性

Fairclough 把互文性區分為顯著互文性（manifest intertextuality） 和構成互文性（constitutive intertextuality 或 interdiscursivity）。［8］（P85）前者是指特定的其他文本公開地被利用到一個文本之中，如有引號、明確標示或暗示的；後者則是按照各種體裁或語篇類型來建構一個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