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瓦決意將語言當作動態的、越軌的和「物質性」的事物。它不是一個靜態的工具，不能被簡約到邏輯命題那樣的層次，簡約到能夠為理性所隨時把握的層次。她批評，結構主義因為埋頭於語言的「設定的」（thetic）或靜態的方面而將語言設想為一個同質結構。而她的符號論則揭開了語言的基本的異質性，儘管它也關切於話語以及話語的言說主體。

對於其符號分析來說，語言是一個意指過程，語言實踐既是一個體系也是一種越界(否定性)，是「聲音生產的衝動性基礎」與聲音發生於其中的社會空間的共同產品。為創建這一新的符號理論，克里斯蒂瓦對她曾鍾愛的黑格爾、馬克思和弗洛伊德多所借鑑，但另一方面她又總是與他們保持着一個批判的距離，其間她插進了一種新的動能，一種革命的精神。

1974年，克里斯蒂瓦出版了她的博士論文《詩性語言的革命》。其中她將異質主體發展成為意指過程以其兩大要素「符號」(semiotic)與「象徵」(symbolic)而產生出來的結果。在她看來，意指總是異質性的，它既有符號的物質性反抗，又具備象徵的穩態。符號與前俄狄浦斯的初始過程即基礎性的搏動相關聯。這一初始過程在克里斯蒂瓦看來主要表現在肛門和口腔，而且同時是二分的(生命/死亡，排出/內射)和異質的。這些搏動永無休止地聚向「穹若」（chora） ——它尚未被整合進宇宙，並且遠離上帝，柏拉圖稱其為「一個營養的和母性的容器」。

符號的衝動和釋放將假道於語言的物質層面，如聲調、音響、節奏等等。如果如拉康所言，無意識像語言那樣結構，那麼克里斯蒂瓦則指出無意識也總是異質性的。這種拒絕物質表現的符號理論極大地影響了無意識概念：無意識不僅如語言那樣地結構，而且也異於語言的結構方式。語言的物質性指向符號實體，這一實體既使語言成為可能，同時又摧毀了語言。

克里斯蒂瓦堅持，恢復語言中的這一符號特性將帶來意指實踐的危機。她將語言的符號性比作政治革命。它引爆了一場象徵和主體的動亂，這就像政治革命一樣。由於符號性是生物－社會性的因素，能夠將衝動導入語言，所以它也是衝動的貯藏室。衝動決非在語言之外，而是以異質性為其內在本質，它們同時包含有符號和非符號、意義和無意義等。生物活動服從於意指的和社會的符碼，但同時也違逆它們。衝動的釋放可以經由象徵，經由語言的物質層面，但也必然總是溢出象徵。衝動不為語言所再現，但可以為語言所激活，尤其是被那詩性的和先鋒性的語言所激活。

就詩性語言強化語言自身的異質性而言，它激發衝動，並創造了象徵與符號的辯證混融。這種混融打破並重新劃定了語言的邊界。二者的相互依賴對於符號所從事的「革命」是重要的，對於象徵保護意指實踐免於精神錯亂也是重要的。

符號與象徵間的辯證運動與黑格爾那要求不斷地回歸主體、走向和解的辯證法是不同的。克里斯蒂瓦的辯證法重在危機，而非和解。在她看來，侵越詩性語言的「設定」不是對符號之否定的否定。它是對象徵與符號之間矛盾的反向激活。這一激活並非對矛盾的否定，而是指向異質性和它們兩者的矛盾。如此以來，對矛盾的激活就是一個反向運動，因為它使用設定反對設定。那產生設定的同一個矛盾又反向激發了對設定的破壞。通過象徵與符號之間的辯證運動，我們能夠確認究竟是哪種語言在被使用着。某類詩歌或先鋒寫作由於重視語詞的物質性，其節奏，其音調，所以就趨向於被壓抑的符號。克里斯蒂瓦稱這類寫作為「生成文本」（Géno-texte），它與「現象文本」（phéno-texte）相對立。

依據詩性語言的符號特性，克里斯蒂瓦還描述了詩性生產中否定的效果。詩歌否定象徵，其目的是為了將它喚回意指過程。克里斯蒂瓦把這類詩性否定叫作「第三級次的否定」（négativité au troisième degré）。

(本文作者：波拉·祖潘茨·艾塞莫維茨；譯者：金惠敏；2020-11-02 10:33 來源: 實踐與文本 ；標題英譯：A Dialectic Space between the Semiotic and the Symbolic: A Critical Study of Julia Kristeva’s Philosophy by Paula Zupanc Ecimovic (Sloven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