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娃認爲，“任何本文都是由引語的鑲嵌品構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對其他本文的吸收和改編。因此，原來的主體間性概念可以被文本間性概念取代。”（Кристева2004：167）互文性概念主要包含兩方面含義：一是一個確定的文本與它所引用、改寫、吸收、擴展、或在總體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間存在關係；二是任何文本都是一種互文本，在一個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種多少能辨認的形式存在著其他的文本，包括先時文化的文本和周圍文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對之前引文的重新組織。

稍後克里斯蒂娃在《封閉的文本》（1967）一文中，對互文性進行了定義。“現代符號學研究的對象不僅僅是話語，還研究各種形式的符號實踐，這些實踐具有超語言特征……

由此，我們可以將文本視爲某種超語言的裝置，它聯接著用于傳播信息的交際話語和此前或當下的各種文本……文本具有能産性。這意味著，第一，文本分布于語言中，但它與語言的關係是解構-建構性質的；第二，所有的文本都可以視爲其他文本的位移結果，即文本間存在關係，這就是互文性。在某一文本空間里總是交織著引自其他文本的表述（высказывание）。”（Кристева 2004：136） 在《詩學與否定性》（1967）這篇文章里，克里斯蒂娃借用了索緒爾符號學的術語“能指”和“所指”，指出任意一個詩學所指都指向其他的大量的話語所指，結果就是在詩學所指周圍會形成多個文本空間，即互文性空間。

《長篇小說的文本》完稿于 1970 年。文中除了此前發表的《封閉的文本》的內容外，對後者涉及的部分概念進行了闡釋，並使用互文性概念對小說文本進行了分析。克里斯蒂娃強調，只有從互文性角度出發，也就是相信分屬于不同文本的單位處于相互交織的狀態，才能理解文本的能産性和文本的生産過程。小說的構建實際是多個文本間的對話，也就是互文。

互文性概念提出後得到巴爾特（R. Barthes）、里特法爾（M. Riffaterre）、熱奈特（G.Genette）、孔帕尼翁（A.Compagnon）以及德里達（J.Derrda）等人的闡釋和發展，概念得到確切，互文手段及互文情況下的意義變化也得到關注。

里特法爾的著作《文本的創作》（1979）和《詩的符號》（1983）的出版標志著互文性真正成爲一個接受理論的概念。他區分“互文”和“互文性”，認爲前者的特點是可以指導閱讀、指導理解，後者的一個組成層面是讀者對作品的延構。並且，文本中出現的語義和語法抵觸現象，往往意味著互文的存在。

1982 年，熱奈特出版了《隱迹稿本》。從此以後，“互文性”開始沿著廣義和狹義兩個方向發展。熱奈特認爲文學創作的對象是跨文性（transtextualilté），包括五個類型，即互文性（兩篇或幾篇文本共存關係，手法爲引用、抄襲、暗示）、文本與類文本（標題、序等）的關係、元文性（一篇文本與它所評論的文本的關係）、超文性以及統文性（文本同屬一類的關係）。熱奈特理解的互文性是指“一篇文本在另一篇文本中切實地出現”。同時，文本間還存在一種派生關係。這種關係是一種模仿或戲擬，他稱之爲超文性（hypertextualilté）。超文性的研究表明文本現實的言語總是潛在地反映了另一番言語。

對此，熱奈特指出，“當我能夠將此詞或此句和我們認爲原本可以取而代之的彼詞或彼句加以比較時，修辭現象就出現了”（蒂費納·薩莫瓦約 2003：22） 在孔帕尼翁看來，互文性處于廣義和狹義的交叉點上。1979 年，孔帕尼翁對“引用”這一主要的互文手法進行了系統研究。“引用”被定義爲“一段話語在另一段話語中的重複”，“被重複的和被重複的表述”。（蒂費納·薩莫瓦約 2003：24），並且，“所有的寫作都是拼貼加注解，引用加評論”。（同上）

德里達的互文性理論受符號學的影響更深。他認爲：每一個文本或話語，都是能指的“交織物”（interweaving）或“紡織品”（textile），這些能指的所指由其它話語從互文性的角度進行確定。鑒于文本帶有多重所指的“印痕”，每一種賞析的或批評性闡釋僅僅是對一個文本所作的嘗試性的、部分的“補充”。在德里達看來，文本本身是內在文本（intextual）的無限變化的一種不穩定過程，互文性這一概念因此也成了一種無限的指號過程（semiosis）的深淵。



（俄羅斯語言文學與文化研究，2015 年第 2 期，總第 48 期，40—46頁；作者簡介：孟英麗（1973—），女，黑龍江大學博士研究生，牡丹江師範學院教師，教授，主要從事俄語教學與研究。（黑龍江大學，哈爾濱 15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