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斯蒂格勒的学说，对于城市科学本身来说还有两个理由。一方面，他的学说很好地展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也就是研究主观和客观的互动——记忆、预测未来和塑造自我等主观元素，是怎样被影像技术、全球资本和节目产业等客观元素塑造，又如何反作用到客观元素上的。

另一方面，斯蒂格勒的研究有著明显的西方古典主义风格：追求与伟大学者的对话，探讨关于人类的基本问题，同时还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延伸到对于现实的影响中。这一点对于日渐被体制化的城市科学相关从业者来说，显得有些遥远和不合时宜。

而就是这种遥远和不合时宜，也许包含著“科学”的精神：科学不是对于当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的妥协，相反，科学精神意味著忠于真理本身，忠于对真理的追求过程，哪怕这种追求是与科学界或整个社会的主流相违背的。

以此也作为对于城市科学文摘的个人寄望。

文献来源：Crogan, P. (2010) Bernard Stiegler: Philosophy, technics, activism. Cultural Politic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6 (2). pp. 133-156


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他的《技术与时间》三部曲中对于当代文化的哲学反思是欧陆哲学的重要创新，也是对于技术和文化、政治的关系的批判性探索。作为巴黎蓬皮杜中心（Pompidou Centre）科研与创新研究院的院长，以及政治团体工业艺术（Ars Industrialis）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一位在现实中活跃的行动者，也是关于当代技术文化的公共讨论的重要参与者。斯蒂格勒对理论和行动的双重兴趣源自他对于哲学的理解。

他曾因持械抢劫入狱多年，在狱中的反省和沉思是他成为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开端——这一经历让他对于哲学与日常生活、反省与行动之间的联系性确信无疑。

而他的这一立场也是根植于始自苏格拉底的西方传统：哲学家的个人行为应该被卷入到相互联系的个体组成的群体中。这种个体与群体的互动是塑造他们相互联系和区别的特征的过程，这也就是个体与群体的相互个性化（individuation）过程（这一过程的意思是通过个体与群体的互动，塑造了个体和群体区别于其他个体和群体的特征。（愛墾註：对照克里斯蒂瓦的“符号态”与“象征态”理论）。

对于参与互动的个体和群体来说，这种互动为彼此塑造的特征是相互联系的，但是又有鲜明的不同）。 在《技术与时间》三部曲第一部《埃庇米修斯的过失》中，斯蒂格勒试图借助他导师德里达（Derrida）的解构主义方法，解构柏拉图式哲学将技术哲学边缘化的传统，使之回到哲学讨论的议题中心：关于存在（being）与形成（becoming）的问题。

他认为柏拉图式哲学将技术看做是物质的、短暂的和易变的存在，与形而上学中本质存在所具有的普遍的、永久的和绝对的属性相互对立。也就是说，技术和技术制品被看做存在的非本质的部分，技术作为人类存在与形成的条件的一部分，是一种偶然的存在。

针对这样的传统，斯蒂格勒回到柏拉图式哲学形成之前，在古希腊神话中寻找人类形成的根本条件，这种条件被他称为“修复”（prostheticity）：对于人类缺乏本质（essence）这一问题的修复。在神话中，埃庇米修斯负责在造物过程中均衡各种生物的本质属性，例如让强壮的生物缺乏速度，而将速度赋予那些体弱的生物，以此相互制衡。在最后赋予人类本质属性的时候，他发现各种属性已经用完，人类成为缺乏本质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