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文性或二重性

互文性必不可少的特征是引文性，即一個文本中含有另一個文本。 克里斯蒂娃認為，「任何文本都像是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對另一個文本的吸收和轉換」［1］（P146）。 這里，克里斯蒂娃的獨特意義在於，她的互文性概念建立在她的泛文本主義之上，「文本」、「另一個文本」或「引文」等詞語在她那里都具有極為寬泛的含義。 她所說的「文本」可以確指一部文學作品，但首先是指一種意義生產過程；她所說的「另一個文本」可以確指另一部文學作品， 但首先是指一切社會歷史實踐； 各種社會歷史文本不一定屬於自然語言，但都「像語言那樣來結構」，所以任何符號系統或文化現象（社會實踐）都可以看做「文本」。 ［13］（P17）

二重性是克里斯蒂娃闡釋巴赫金對話理論時使用最多的一個詞，也是巴赫金本人使用較多的一個詞。 但不同的是，巴赫金主要是把當前話語（文本）與先前話語（文本）的歷時關係叫做「二重性」， 而把作者和聽者的共時關係叫做 「對話性」； 而克里斯蒂娃賦予了二重性更為寬泛的理論含義，這個概念在她那里幾乎成了符號的基本意指方式或普遍原則，可以用來說明所有同時存在、相互作用的對立因素：文本與另一個文本、寫作與閱讀、歷時與共時、橫組合和縱聚合、自我與他者、語言（系統）與言語（文本）、交流性與生產性、對話與獨白、存在與不存在，等等。 此時的二重性遠遠大於對話性，或者說，「對話」一詞此時只能理解為語言二重性原則的形象比喻。 在克里斯蒂娃看來，文本的二重性或引文性意味著文本向文本之外開放，接納一切外來因素。 ［13］（P18）

2. 社會歷史性或意識形態素

如果把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僅僅理解為一部作品對其他作品的借用關係，那麼她的理論便很容易與後來發展起來的詩學範圍的互文性理論相混淆，甚至很容易讓人想到文學史範圍的實證研究，但事實上她的理論既不同於熱奈特的跨文本性研究，更不同於傳統的文獻考證。 她在當時盛行的結構主義文本理論中打開了缺口，引入了社會歷史維度，同時仍把社會歷史性維持在文本的層面上，以區別於傳統的文學史研究。 這樣，她既走出了（狹義的）文本，又仍然處在（廣義的）文本之中。 換言之，「互文性概念能揭示一個文本閱讀歷史、嵌入歷史的方式」［14］（P311）。

具體到「歷史文本」和「社會文本」這兩個概念，它們本身又分屬兩個不同的維度。 歷史文本指先前的文本， 社會文本指同時代的社會話語（周圍文本），它們顯然分別構成了互文性的時間軸和空間軸。 但克里斯蒂娃認為，由於歷史文本也被寫入當前文本，所以即使是時間的、歷史的縱向關係也是按照空間的、社會的橫向關係來運作的，這就是她所說的「歷時性轉化為共時性」。

互文性的社會歷史特征在克里斯蒂娃那里還被稱為「意識形態素」（Idéologème）。 這個概念也是她從巴赫金那里借來的，原指「意識形態的最小單位」，但她賦予了它「明顯不同的、更確定的含義」，「能夠在一個互文空間中使一個具體結構（比如小說）與其他一些結構（比如科學話語）相連接的這種共同功能， 我們稱之為意識形態素。 我們將通過一個文本與其他文本的關係來確定文本的意識形態素。 比如我們將把某個確定的文本組織（某種符號實踐）與它吸收到自身空間中的那些語句（句段）或它所指向的外部文本（符號實踐）空間中的那些語句（句段）的交匯，稱為意識形態素。 意識形態素是在每個文本結構的不同層面上可以讀到的、『物化了』 的互文功能，它隨著文本的進程而展開，賦予文本以歷史的和社會的坐標」［14］（P312）。換句話說，小說的意識形態素是互文功能的直接顯現，它把外部文本的社會歷史價值引入小說文本。 ［13］（P20）

［13］ 秦海鹰. 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概念的基本含义及具体应用［J］. 法国研究，2006，（4）.

［14］ JULIA KRISTEVA. Problèmes de la Structuration du Texte［A］. Théorie d'Ensemble［C］. Paris：Seuil，1968.

（符號的互文性與解析符號學——克里斯蒂娃符號學研究，2011 年 5 月 求是學刊 May, 2011第 38 卷 第 3 期 SEEKING TRUTH Vol.38 No.3；作者：王銘玉；[黑龍江大學 俄羅斯語言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天津外國語大學，天津 30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