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海洋國家而言，海軍和海外貿易是其生存的關鍵。海外貿易所需即海上航線的暢通，此亦海軍的制勝原則，於是海洋國家的經濟過程與軍事手段互為表裏。[ 斯密便曾經說過，“通過擴展殖民地漁業來增加我國航運業和海軍的力量，似乎是我國議會經常懷抱著的一個目的。”參見[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149頁。]海外貿易就是商業和金融資本的全球流動，它們是天然地具有普遍性取向的，不依托於任何特定的國家和土地，與農業和制造業大不相同。盎格魯—撒克遜傳統之海洋國家的普遍性特性，與這些經濟、軍事特性在原則上是同構的，可以相互促進。海軍也需要很大的財政支撐，在近代早期的歷史上，大規模的遠洋貿易是海洋國家的重要稅基，特許公司經營權的售賣是早期海洋國家的另一個重要財政來源，東印度公司之類的特許公司與遠洋貿易又是互為促進的。這兩種稅賦易於征收，無需強大的中央集權機構便可實現，[…

作者簡介：約述亞·塞爾維斯特 Joshua Sylvester（1562-1618），英國著名詩人兼文學翻譯家，以翻譯法國詩人都·巴達斯（Du Bartas）的詩歌著稱。這是詩人僅存下來的一首十四行詩作，選自《詩藪》（The Poetical Rhasodie）。

我的卑微，就像那低窪的草原

而你，我的愛人，如藍天般高貴

我，你卑微的情人，

滿懷愛戀與牽掛，讓愛飛向高空。

若我是平原上的天空…

如果我哭喊，天使的隊列裏有誰

能聽見？即使其中一位突然將我

擁向他的胸膛：他那超凡的生命

也會把我熔化。因為美無非是

我們恰好能承受的恐懼的開端，我們

如此驚惶，因為它平靜得甚至不屑於

摧毀我們。每一位天使都令人恐懼。

於是我止住自己，咽下黑暗啜泣的…

第七章·儒家的理想主義派：孟子

《史記》記載，孟子(公元前371？一前289？年)是鄒(今山東省南部)人。他從孔子的孫子子思的門人學習儒家學說。當時的齊國(也在今山東省)是個大國，有幾代齊王很愛好學術。他們在齊國首都西門—稷門附近，建立一個學術中心，名叫“稷下”。稷下學者“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孟子一度是稷下的著名學者之一。他也曾遊說各國諸侯，但是他們都不聽從他的學說。他最後只好回來與弟子們作《孟子》七篇。這部書記載了孟子與諸侯、與弟子的談話。《孟子》後來被推祟為“四書”之一，“四書”是近千年來儒家教育的基礎。…

即使是不完善的、甚至幼稚可笑的方法也能用來救命，其證據如下：

為了免遭塞壬①的傷害，奧德修斯②用蠟塞住雙耳，並讓人把自己鎖在桅桿上。當然，自古以來所有的遊人都能這樣做，除了那些離得老遠就已被塞壬迷惑住的人。但世人都知道，這樣做不可能管用。塞壬的歌聲可以穿透一切，被誘者的激情能打碎比鎖鏈和桅桿更堅硬的東西。可奧德修斯沒有想到這些，盡管他也許曾有所耳聞。他對那點兒蠟和那捆鐵鏈深信不疑，為自己的小計謀洋洋得意，駕船向塞壬駛去——

①古希臘傳說中住在海中小島上的女妖，用歌聲迷惑航海者觸礁毀滅。

②古希臘傳說中的英雄，特洛伊戰爭後在海上漂泊十年才回到故鄉伊塔刻。…

Ｈ君：你好！

收到你發給我的信，不知道你的名字，只能這樣稱呼你了。



你的信很有意思，你說：“'中庸'、'忠恕'、'修身齊家'、東方神秘文化，不論好壞，都是我們傳統文化的體現。然而，中國的文化當中，缺少西方文化中嚴謹的邏輯、社會契約、科學理性的研究方法這樣一些東西。所以，我們要引進西方的契約精神，引進制度，引進科學理性。”



你的結論是，“現代化本身，就是一種必然的傳統文化丟失過程。我們越先進，越努力地活得更好，在活得更好這條路上的成功越大，我們的儒家文化就丟失得越大，最終為類似於科學主義的東西所取代。”你還說，你是一個文化民族主義者，但又不得不是一個文化悲觀主義者。…

拉圖爾認為理應繼上帝與人之後死去的自然，正是某些膚淺的環保論述所假設的先於且可免於人為宰制的素樸自然，他認為這種思考框架反而會引進以更細膩的方式操作的人本思維，並且在實際運作的過程中獨厚少數「選民」(“a small number of carefully selected human”) 的福祉(20)。6 更有甚者，拉圖爾認為擁抱自然觀念所可能召喚的自然想像， 事實上是一種由無風險物體 (risk-free objects)遵循由「免於文明社會定義」的單一邏輯所組成的靜態系統(22；…

劉平平（1949～），又名王晴，哥倫比亞大學營養教育博士；劉源（1951～），現任軍事科學院政委；劉婷婷（1952～），哈佛大學商學院碩士；祖籍湖南寧鄉。

1967年8月5日，在我們幼小的心靈裏刻下了深深的刀痕。

江青、康生、陳伯達、戚本禹一夥在中南海內策劃了一場批鬥劉鄧陶的大會，分別在各家院內舉行，與天安門的百萬人大會遙相呼應。“中央文革特派員”曹軼歐等，親臨現場指揮，安排了錄音、照相、拍電影，說要在全國放映。…

另外，桑霍-潘薩從不炫耀。通過提供大量的騎士小說和綠林小說，他這些年在傍晚和夜間成功地將後來被他稱作堂-克維克鎖特的魔鬼從自己身邊引開了，因此他這個魔鬼後來毫無理由地幹出一件件最瘋狂的勾當，不過由於缺少一個預定的對象——恰恰桑霍-潘薩本該是這個對象——這些勾當沒有危害任何人。桑霍-潘薩是個自由自在的人，也許是出於某種責任感，他沈著冷靜地緊緊追蹤著堂-克維克瑣特，並將此作為一種有益的大型消遣，直到他的終日。（周新建譯）

——12月7日在深圳中心書城的演講

承蒙南翔教授安排，今天有機會與深圳的朋友交流，非常榮幸。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兩種回憶錄的心得。一種是我編的書，去年在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背影書系》，一共四本，分別是《先生之風》、《追憶雙親》、《此生此情》、《風雨同窗》。一種是我寫的書，今年10月在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個人回憶錄《精神的流浪》。

回憶錄歷來是人們讀書的熱點之一。中國外國都是如此。…

我母親早已收拾停當，馬上就要搬走了。星期天下午，就在最後一刻，她來了個電話，讓我們過去吃飯。“我的冷凍箱在化凍，”她告訴我說，“我必須把這只雞炸了，不然就壞了。”她說我們最好帶上自己的盤子和刀叉，她的廚房用具大多已裝了箱。“過來和我吃最後一次飯，”她說，“你和吉爾一起來。”

掛了電話，我在窗前又站了一會兒，希望能想出個辦法，但是沒有。我只好對吉爾說，“我們去媽那邊吃個告別餐吧。”

吉爾坐在桌邊，面前是一本打開的希爾斯商品目錄，她一邊從裏面挑選窗簾，一邊聽我打電話。她做了個鬼臉，“我們非得去？”她把那一頁摺了個角，合上目錄，嘆了口氣，說，“老天爺，就這一個月裏，我們已經過去吃了兩、三次了，她真的要走嗎？”…

對旅行者來說，由於語言文字、生活習慣、個體自由選擇不同而形成的溝通障礙無處不在。這有時讓我們頭疼不已，有時又是樂趣所在。

一次從西班牙的加納利群島飛往馬德裏，剛上飛機就看到我的座位被大包小包堆滿，這時鄰座一對矮胖敦實的老夫婦趕忙幫我收拾。他們真是買了不少東西，帽子實在沒地方擱了，老先生的腦袋上直接戴了兩頂。很快我發現他們只會講西班牙語，而我又只能講英語和中文，於是連說帶比畫再加上電子詞典，終於明白他們來自古巴，這次是來加納利群島探望女兒。下飛機時老先生一直拍我的肩膀，老太太拋給我幾個飛吻，還親昵地掐掐我的臉。溝通，有時是一種快樂。…

——記新加坡中國文化中心成立一周年



去年11月7日，新加坡中國文化中心揭牌運營。一年來，該中心舉辦了近80項、100多場次形式多樣、豐富多彩的活動，接待各界民眾6萬余人次；打造了“歡樂春節”、“山東文化年”、“中新兒童藝術節”、“天涯共此時”、“中國文化精品展”、“中國兒童藝術劇院馬蘭花藝校”、“全景中國”和“發現中國”系列講座等品牌活動。…

五，工資收入和政治忠誠度的關系

回憶錄的多數作者都提到他們的經濟收入在運動前後的變化，由於這些回憶錄的作者多是“小人物”，原來的工資就較低，當他們在成為“反革命”“右派”或“反社會主義分子”後，他們的工資又被大幅下降，有的只發十幾元到二十多、三十多元的生活費，這也就涉及一個大問題，即工資收入和政治忠誠度的關系問題。

新國家是根據政治忠誠度來進行經濟利益的分配的，這在1957年後大致確定了下來。…

兩年後，在反右運動時，又提出，對大人物中的右派，對社會科學方面的要“放手進行，鬥深鬥透”，而對一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學家和技術工作人員，除個別情節嚴重非鬥不可者，其他應一律采取保護過關的方針。

具體策略有許多：有的是“鬥而不狠”；

有的為了將來能夠使用，應采取控制新聞報道的方法，有的不登報，有的“小鬥登報”；

對有重大作用的科學家，采取“談而不鬥”；

對科學界中的“老右派”，即民主革命階段的右派，在鳴放期間沒有表現或很少表現反動言行的，“當然不要排隊，也不好批判”。…

1953年後，1949年前舊中國學校培養的知識分子總體被劃入了“舊知識分子”的範疇，他們被一般視為“不純”階層，其主要依據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並曾為舊社會服務。在這群人中，“歷史不清分子”和“不純分子”占有相當的比例。…

三，在城市進行“統合”的方法和步驟

新國家特別關註在城市的“統合”，它的基本內容是摸清“民情”，對廣大城鎮居民進行細致的政治分類，以了解每一個城市成年人口的政治面貌，新國家很快就建立起對全社會人員，特別是城市人口的“政治忠誠度的識別體系”。新國家對社會狀況的廣泛調查，也包括工人，但是出於意識形態的考量，新國家對工人比較寬容，調查和“排隊”的重點對象是資產階級，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因為這些人群被認為和舊中國有較多的歷史聯系和思想聯系。這也和蘇聯的方式不同，蘇聯是依靠專門機關的調查，在中國主要是依靠建立黨委領導下的人事保衛制度，是對蘇聯經驗的發展。…

回憶錄作者之一的喻明達，在建國初只是一個14歲的少年，已離開家鄉在外地讀中學，以後又考入華中農學院的中專部，但是他家鄉的鄉政府拒不同意為他“轉戶口”，其理由是他是“大地主的細崽子”，“應留在農村，老老實實接受勞動改造”，以後當地的鄉政府的工作人員還寫信給華中農學院，要把他帶回家鄉，充當“地主”。這種現象在50年代初並非個別，一些地區的縣、鄉領導為了表示站穩“階級立場”，習慣性地采取“寧左勿右”的方針，大面積擴大被管制人群的範圍。…

上述回憶錄的共同的特點是：

1，14個人是親歷，只有1人是今天的年輕人，他主要是根據他的父母的回憶來寫他的“家族史”。

2，這些回憶錄的作者都是普通人，不是社會名流。

3，作者中有4個大學生，其中2個是在新中國的大學畢業的，其他多數人是小知識分子，也有普通工人，革命軍人，後兩類作者原先只有初等文化，是通過長期的自學，才能寫書的。

4，只有1個人在1949年前在國民黨的黨務部門及軍隊工作過，是低級人員。

5，多數人出身於非無產階級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