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東風：故事、小說與文學的反極權本質 3

四、拒絕遺忘與說真話：文學的見證功能

一部真正的文學作品的問世是作為其創造者的一種叫喊，是對於籠罩於他本人、同樣也籠罩於他的謙卑和同代人、他的時代、他所說的語言身上的遺忘的抗議。一部文學作品是激怒死亡的某種東西。――克裏瑪

在捷克作家克裏瑪的《文學與記憶》中，這位在極權體制下受盡磨難但仍然堅持通過寫作反抗死亡的作家回憶道：他在集中營裏度過了大部分時期，當他周圍的同時代人，他的父母、祖父母等都死去時，他僥幸存活下來。這時時候，他說他“被一種類似賦予一種責任和使命的情感所壓倒：去變成他們的聲音，他們抗議將他們的生命從這個世界上抹去的那種死亡的叫喊。幾乎正是這種情感促使我去寫作。”[23]這是一種使命感，一種不可遏制的寫作沖動，促使他去創造故事，去尋找最好的敘事方式，把不應該忘記的歷史記錄下來。在克裏瑪看來，這是和死亡的鬥爭：

“在不自由的時期，每當我們被流言所轟炸，每一件真實的事情、每一件旨在提升人自身的事情實際上並不存在和被宣布為虛無和遺忘時，你寫作是為了戰勝這種毀滅。你寫作是為了否定死亡，而它（死亡，引註）采取了如此眾多不同的形式，其中的每一種都將現實、人類尊嚴、受難、挑戰和說真話在它手中泯滅。”[24]

正如阿倫特和哈維爾所反覆強調的，極權社會是一個與真理為敵的社會，是充滿了謊言的社會，也是一個通過虛假的、偽造的歷史替代真正歷史的社會。哈維爾也註意到，後極權時代的意識形態較之極權主義時代發生了很大變化,“革命的精神氣質在捷克斯洛伐克早已不覆存在。我們不再受幻想、革命或意識形態的狂熱所統治。這個國家由千人一面的官僚們所支配，這些人聲稱堅持革命的意識形態，但卻僅僅想著他們自己，他們已經不再相信任何東西，原來的意識形態已經變成形式化了的儀式，它給他們提供一種其內部聯系的語言。”[25]這種現象是哈維爾在《無權者的權力》中反覆強調的後極權時代意識形態的假面化和裝飾化，也是“極權主義的虛無化”，“極權主義虛無化的現象是種子早已埋下的一種意識形態的後期果實之一。”[26]

在這樣的環境下，寫作的最基本、也是最高的使命就是為了戰勝謊言，見證真正的歷史，恢覆人類的尊嚴。按照阿倫特的理解，故事的價值在於它的公共性，它是對於人的自由行動的紀錄，“盡管阿倫特始終喜愛詩歌，但是故事敘事（戲劇、小說、神話）因突出的情節和人物因素而更貼近阿倫特特別強調的行動，尤其是公民政治行動。故事敘述之所以具備這樣一種特點，是因為它對特定歷史時刻人的重大經驗主題有見證的作用。”[27]

在分析卡夫卡的人格和作品的意義時，克裏瑪說道：“卡夫卡的人格中最重要的是他的誠實”，“一個建立在欺騙之上的制度，要求人們虛偽，要求外在的一致，而不在乎是否出於內在的深信；一種害怕任何人詢問有關自己行為的意義的制度，不可能允許任何人向人們說話時達到如此迷人的甚至可怕的徹底的真誠。”[28]

戰勝謊言就是戰勝死亡，反抗遺忘就是反抗極權――因為極權社會的最本質特點還不是物質的匱乏，而是剝奪人的尊嚴，讓人活得不像人。這樣的寫作是極權和後極權時代的唯一真正的寫作。捍衛人的尊嚴是作家的最基本的使命，但是在一個以踐踏人的尊嚴為自己本質特征的制度中，這也成為作家的最高的使命。克裏瑪描述道：在後極權主義的環境中，“生活逼迫人們去作許多有失尊嚴的失去，從他在工作中必須填寫的各種令人羞辱的調查表，到強迫性地參加同樣荒誕的偽選舉或遊行。與此同時，他投入這樣一個世界，那兒的口號是‘攫取你可以攫取的一切，並盡可能多地抓住它們！’這種東西越來越成為時尚。這是一個越來越由聯網通訊、腐敗和非法特權所統治的世界。他還被排斥在某些活動之外，通過它們，他可以提高他作為公民和人類成員的自尊。他也被拒絕在如何有生命力的文化、思想及有個性的創造活動之外。”[29]可見，後極權社會不僅是一個政治上沒有自由的社會，一個剝奪人的尊嚴的社會，而且還是一個流行畸形消費主義、個人主義、犬儒主義和實利主義的社會，後者同樣體現了被剝奪了尊嚴和自由之後的人性畸變。其實，實利主義、消費主義、得過且過和犬儒茍活本來就是公民權利和人的自由、尊嚴被嚴重剝奪後的一種畸形表現，文學的使命就是和這樣的制度進行不妥協的鬥爭。這種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則是反抗欺騙和遺忘，通過尖銳的呼喊讓人們警醒。克裏瑪說，“我寫作是為了保留對於一種現實的記憶，它似乎無可挽回地跌入一種欺騙性和強迫的遺忘當中。”(《布拉格精神》第40頁)這裏說的“強迫的遺忘”，就是極權社會為了自己的茍延殘喘而篡改歷史，特別是自己的罪惡歷史、自己給國家、人民以及整個人類造成的災難史。克裏瑪引用了昆德拉《笑忘錄》裏的一段話：“一個民族毀滅於當他們的記憶喪失時，他們的書籍、學問和歷史被毀掉，接著有人另外寫出不同的書，給出不同樣式的學問和杜撰一種不同的歷史。”（《布拉格精神》第40頁）昆德拉還指出：一個遺忘的總統將引導一個民族走向死亡。克裏瑪之所以把捍衛記憶提高到捍衛生命的高度，是因為在克裏瑪看來：“如果我們失去記憶，我們將失去我們自己。沒有記憶我們將不再是人類成員。”（《布拉格精神》，第41頁）

在克裏瑪看來，記憶是一種責任，保留記憶的寫作也是一種責任，這是“對於如果我們不想在真空中喪失便不能遺忘的那些東西的責任。”人要是失去記憶，就會失去時間，失去意義，陷入虛無，這樣的危險威脅著人類，也威脅著文學和藝術。

但是我們中的很多人可能意識不到這樣的威脅，在他們看來，我們的時代文化昌盛、藝術繁榮，你看，統計材料在反覆說：我們的電視節目的數量、電郵的數量、圖書的數量、期刊的數量每年都在成倍增長。可是在這繁榮的假想下面是一個尖銳的事實：我們時代的文化泡沫正是殺死我們的記憶的幫兇！正如克裏瑪說的：“每隔幾秒鐘就有一本新書問世，它們中的大多數將是使得我們失去聽覺的那種欺騙的一部分。這種書籍甚至變成遺忘的工具。”（《布拉格精神》第42頁）這不是真正的文學，這是偽文學，是後極權社會天鵝絨監獄中的裝飾品，它用華麗和數量引誘人們忘記自己的真實處境：這是一個監獄，盡管裝飾了美麗柔軟的天鵝絨！在這樣的時代，真正的文學必然是、也只能是一種尖叫，一種警醒，冷水澆背式的警醒。

“通過反抗死亡，我們反抗遺忘；反過來說也一樣：通過反抗遺忘，我們反抗死亡。”（《布拉格精神》第41頁）文學藝術的創造就是抵抗死亡抵抗遺忘的重要形式。在官方的歷史有意抹殺歷史強迫遺忘的時候就尤其是這樣：“自覺或不自覺地，這種確信必然成為創造者當下的頭腦狀態：因為我創造，所以我反抗死亡。”

這就是克裏瑪對於極權時代作家為什麼寫作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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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故事與極權主義》，《哈維爾文集》，崔衛平編譯，第163頁。

[2] 《故事與極權主義》，《哈維爾文集》，崔衛平編譯，第163-164頁。

[3] 《故事與極權主義》，《哈維爾文集》，崔衛平編譯，第162頁。

[4] 《故事與極權主義》，《哈維爾文集》，崔衛平編譯，164。

[5] 阿倫特《黑暗時代的人們》，王淩雲譯，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06年，第88頁。

[6] 阿倫特《黑暗時代的人們》, 王淩雲譯，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06年，第88頁。

[7] 哈維爾《故事與極權主義》，《哈維爾文集》，崔衛平編譯，第165頁。

[8]《黑暗時代的人們》，王淩雲譯，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06年，第97頁。

[9] 《故事與極權主義》，《哈維爾文集》，崔衛平編譯，第1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