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哈爾濱人終究也是具有開放性格的北方群落，不可能面對眾多流亡在哈爾濱的僑民，一點改變也沒有。如果說哈爾濱人將基督教當成是外國人自己的事情，那麼，對外國人的生活，以至於飲食習慣，就不可能一點也不受到熏染了。在我的一部長篇小說《馬屍的冬雨》的「後記」中，我曾這樣說過：這個城市不少的生活用語，也都是「舶來品」，像「為多羅」（水桶）、像「力道斯」（紅腸）、像「列巴」（麵包）、像「比瓦」（啤酒）、像「巴交母」（走）——這一句還被哈爾濱人改造成了一句歇後語：七交母加一交母，他就巴交母了。等等。就是在現在，不少年齡稍大一些的漢子，還這樣對自己的孩子說：「去，小崽子，去食雜店買兩瓶比瓦和半斤力道斯去。」就是在今天，俄式「蘇波」（湯），仍是這個城市的人們最喜歡喝的湯，他們做得也很在行，味道也很純正。

有一段時間，我從未覺得哈爾濱是一座很洋氣的城市。一次，我去了汕頭，在汕頭的一家頗有名氣的美食城裡，坐在中國古典式的古色古香的餐廳餐桌面前，面對中國式的餐具與吃食，我才第一次強烈地感到哈爾濱的確是一座很洋氣的城市。而且在哈爾濱，外地人很難找到幾座像樣的、純粹的純中國式的大屋頂建築。

汪曾祺先生在給我的一本小說集作的序中說：我曾經在哈爾濱呆過幾天。我只知道哈爾濱有條松花江，有一些俄式住宅，東正教的教堂，有個秋林公司，哈爾濱人非常能喝啤酒，愛吃冰棍兒……

這是外地人對哈爾濱的印象。

哈爾濱的「洋」，不僅表現在教堂和歐式的建築上，同時也表現在一些街道的名字上。比如現在的安平街，過去叫華莎街，安心街是賽瓦斯爾斯卡亞街，高誼街是哈薩克街，河清街是涅克拉索夫大街，河曲街是羅蒙諾索夫大街，地段街是西爾諾夫公爵街，安國街是符拉基米爾街，……除此之外，還有日本街，蒙古街，高麗街，教堂街，國界街，比利時街，巴爾於街，希臘教街，賽爾維亞街等等。

據哈爾濱有關文字記載，當時僑居在哈爾濱的外國人就有：美、俄、英、法、捷、意、羅、匈、瑞士、南斯拉夫、丹麥、奧地利、希臘、土耳其、葡萄牙、瑞典、伊朗、朝鮮、日本等十幾個國家。最多的時候，僑民達幾萬人。

有人說哈爾濱是一座國際都市，看來是有一定道理的。

就是在今天，在絕大多數僑民離開這座城市十幾年之後，哈爾濱的青年男女還熱衷於過聖誕節，講究一種歐式的情調；即使是在-30℃的嚴寒季節，哈爾濱的女孩子也像歐洲姑娘一樣，喜歡穿著長長的呢裙，再穿上高筒皮靴，邊走邊吃著冰淇淋；這兒的男人和女人仍舊保持著用大杯喝啤酒的習慣；中老年人依舊像當年的俄國人那樣，喜歡冬泳、打獵……

現在，大多數教堂都沒有了，歐式的民宅也陸陸續續地被扒光了，那座俄羅斯摩登主義風格的火車站早已被一座新式的火車站所取而代之了。

——歷史、時間、生活、思維，總是在運動中——過去的，雖然是歷史，是城市人某種個性與某種文化品格、某種風習的見證，但總會給人以夢的感覺。或許，人就是在兩個夢——過去的夢，未來的夢的夾縫中生存、生活、思維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