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幾幢房子里有一幢毫無疑問是屬於養護這條公路的道班。

還有幾幢房子卻已經被廢棄了。廢棄的房子周圍辟出了一些小小的菜地。瘦弱的綠色里，掛著一些青色的番茄。房子的墻上還寫著很祈使的句子。我們把這種句子叫做標語。而在藏語里頭，沒有一個這樣對應的詞，如果一定要硬生生地譯過去，就只有咒語這個詞義與此大致相當。我就曾經在一個村子里聽一個村長對一個年輕人說：“你們這些會寫漢字的年輕人，往墻上，往岩石上寫一些咒語吧，鄉里的幹部來，看見了會高興的。”

這些廢棄的房子的墻上寫的標語是：

“嚴禁打撈漂木！”

“保護國家財產，打擊偷竊漂木行為！”…

[一]

宇宙間的現象，不論是外界的或心內的，在我們知覺中顯映著，而知覺自身又覺不到什麼已成的知識可以定它的意義或形容他的時候，這只是印象了。把這印象表現出來給他人享受的時候，如果是耳根領會得的就拿音樂表現；是目官收攝得的，就拿繪圖表現了。如此講來，所謂印象，便是吾人得之於外界或心象的一種完全無缺的直接經驗，倘人類有領會自然的真實在的經驗，還要將所領會的表現出來，最具體的做法，那就無過於音樂繪畫等藝術了。但是音樂繪畫，多少要經過人類的理性與技藝上的選擇，方能脫胎成形。這樣講來，比較上藝術又不敵個人的印象直接了。…

[英] 沃森著作的《人類思想史·平行真理：從維科到佛洛伊德》，敘述始於近200萬年前手斧的發明，並揭示出了在人類和語言出現之前，一些最重要的概念是如何起源的。接着，本書繼續以寬廣的視角展開思考，並認爲我們賴以生存的並非國王和總理、帝王和將軍的戰爭與協議，而是我們逐漸形成的一些至關重要的思想，也正是這些思想使人類有別於其他動物。彼得·沃森探究了人類最初的語言和詞匯、神的誕生、藝術的起源，以及金錢所造成的深刻的智力影響。

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時間：2012年5月

作者簡介：彼得·沃森，Peter…

斯密所說的這種「關心」並不是熟人、朋友間的關心, 而是最一般、最普通的同胞之感。斯密特意排除「那些特別細膩敏銳的情感」, 而將這種關心視為普通的人與人之間的同胞之情, 其目的在於說明, 作為旁觀者的我們在維護正義、懲罰非正義行為時並不需要具備超出尋常的同情能力, 只需要一般的同情能力即可。這種同情是任何人都具備的, 哪怕是十惡不赦的惡棍, 也具有這樣的同情, 它是人的秉性之一。在斯密的法律正義中, 這位裁判並不是努斯鮑姆在《詩性正義》中所描述的詩人裁判、文學裁判———這種裁判「並不追求中立性, 但是在某種程度上符合我們在第三章中描述的明智旁觀者, 要求而不是禁止同情地理解存在價值預設的人類事實」[1]121；而是一個具有一般同情能力的普通人, 他/她只需對他者懷有基本的同胞之情, 便能夠感受、體會同胞的情感。恰是這樣的普羅大眾, 成了斯密法律正義的旁觀者和裁判, 也正是這樣普通的裁判使法律正義能夠得以普遍施行。可以說, 這位旁觀者的產生是斯密對正義論的重要理論貢獻。…

在學習了很長時間的西方學術方法以後，鄧以蟄又回歸中國傳統美學。在《書法之欣賞》一文中，鄧以蟄借西方參照，如物我關係等，與中國傳統美學互相印證，求同辨異。其中既有對傳統思想的進一步深化，又力求體現現代意識。他從西方現代美學的視角出發，整合和理解中國書法理論，把書法看成表達審美情感的方式。鄧以蟄借鑒現代美學的方法闡釋了中國傳統書法思想，強調書法以筋、骨為本。這種闡釋只是在研究方法上借鑒西方，而不失中國書畫及其理論本身的特質。他說：「書法之結體，莫不有物理、情感為依據。」(23)「書之章法，肇於自然。所謂自然者亦指貫於通篇行次間之血脈氣勢也。」(24)可見，他只是借鑒西方的研究視角，瓶子里裝的依然是中國本身的酒。…

克里斯蒂娃認爲，“任何本文都是由引語的鑲嵌品構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對其他本文的吸收和改編。因此，原來的主體間性概念可以被文本間性概念取代。”（Кристева2004：167）互文性概念主要包含兩方面含義：一是一個確定的文本與它所引用、改寫、吸收、擴展、或在總體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間存在關係；二是任何文本都是一種互文本，在一個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種多少能辨認的形式存在著其他的文本，包括先時文化的文本和周圍文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對之前引文的重新組織。

稍後克里斯蒂娃在《封閉的文本》（1967）一文中，對互文性進行了定義。“現代符號學研究的對象不僅僅是話語，還研究各種形式的符號實踐，這些實踐具有超語言特征………

偉大創作發生，都在生發期。法國當盧梭、伏爾泰提倡人權民約諸說以後，學者如果讓這種學說自由擴張，結果應該造成一種生發期，類似文藝復興。不幸法國革命成為墮胎藥，沒有讓新思想充分地蔓延，就把它弄到流產了。這個時期沒有產生偉大創作，就因為這個原故。

因此阿諾德極力主張批評學者應該保持一種「無所為而為」的精神（disinterestedness），所謂「無所為而為」，就是純講學理，不粘落實際…

伯明翰學派對風格的研究，既不是從消費的層面，也不是從道德的層面，而是從階級的立場，從文化抵抗方面加以探討。爲伯明翰青年亞文化研究奠定基礎的費爾·科恩認爲，風格是用“想象的方式”表達或解決工人階級文化中隱藏或無法解決的矛盾，強調風格背後的社會、政治、文化內容。這是伯明翰學派的青年亞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在亞文化風格的形成上，保羅·威利斯在對嬉皮士（Hippy）亞文化的研究中，借助列維—斯特勞斯的“異質同構”概念加以解釋，認爲風格就是亞文化團體的自我意識與物品的可能意義之間的“異質同構”。約翰·克拉克則是用列維—斯特勞斯的“拼貼”概念，認爲風格是形成是亞文化團體借助已有物品體系和意義系統並加以挪用和篡改來實現的。迪克·海狄奇在其所著《亞文化：風格的意義》（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維柯的思想把他們引向更具體的觀念，這在文森佐·克柯令人贊嘆的《關於那不勒斯革命的歷史評論》（1800）中尤其明顯。同樣，幾十年後巴朗什在他的《關於社會重演的評論》（1827）中寫道，如果18世紀的法國人曾經知道維柯，那麼他一定會對後來發生的社會革命產生積極的影響。



維柯著作的另一特別方面，即他對作為史學輔助的史學方法和社會科學所進行的變革，被考古學家卡塔爾多·揚內利注意到了，這一點在他的著作《論人類歷史科學中的自然必然性》（1818）中得以強調。福斯卡洛和那些從他那里汲取靈感的人們主要是把維柯對詩歌的歷史闡釋的一些觀念引入了文學批評和史學。…

然而，在雄辯、魅力、學術氣的背後，激動人心也好，充滿誘惑也好，這種語言的核心仍是消沈懈怠，甚或可以說，一丁點活力也沒有——如果說那隻小鳥已經死去了的話。

她不想讓這幫來訪的年輕人留下這樣的印象，以為語言非得勉強維持一點生氣。語言的活力，其實就在於為說它、寫它、讀它的人鮮明地刻畫出實際的、或是想象的卻又可能存在的生活。雖說它有時偏向於取代實際經驗，然而它又不能當作實際經驗的替代物。



它向可能產生意義的地方傾斜。當一位美國總統將他的國家想象成一塊墓地時，他曾說過：“世界對於我們此時此刻說過些什麽將不太注意，也不會長久地記住，但它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在這里曾經做過些什麽。”這番話言詞簡單，卻含義雋永，令人振奮，因為它無意囊括這場內戰浩劫中死去60萬人這一事實。…

物質財富像潮水一樣湧入家庭，也許最早導源於巴黎經常泛濫的大傾銷、超傾銷、出空銷售，這已是歷時很久的慣例。那種無用之物，夏季滯銷秋季減價銷售，秋季賣不出去推到冬季出售，女人專買這一類東西，像吸毒上癮一樣，不是因為她們需要。而是因為東西便宜，這一類“瘋瘋癲癲事”一經進入女人家中往往就成了一種秘密約會。她們說：“我也不知道我是怎麼一回事……”就像她們講到某夜同一個不相識的男人在旅館過夜一樣。…

韓愈，字退之，號昌黎，他被貶潮州的那一年，是公元819年，比柳宗元被貶柳州晚了四年。這一年，正好是柳宗元去世。比蘇東坡被貶惠州早了兩百七十五年。後來的蘇子，在來惠州的路上寫道：「未應愚谷能留柳，可獨衡山解識韓。」他相信自己能同韓愈一樣，很快就會被皇帝召回。

那年，韓愈51歲，按那個年代看，已是人生暮年。再加上韓愈身體一直不好，四十歲上時，就說自己視力模糊，頭發灰白，牙齒松動，疾病纏身。…

陳世驤在翻譯《文賦》中的「選義按部，考辭就班」一語為英文時，極富機心地譯「班」為 order（即秩序）。看起來，陳世驤對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為詩下的定義深有會心，也說得上別有用心：詩=用最佳的秩序安置最佳的詞匯（Poetry=the best words in their best order）。



對此，陳世驤學術思想的研究者陳國球深有感慨：「這個定義本身並非特別高深，但陳世驤再進而追問『最佳秩序』從何而來，以誰的觀點來判定，所以他再從柯勒律治的文學傳記第十八章找答案（Biograhia…

克里斯蒂瓦決意將語言當作動態的、越軌的和「物質性」的事物。它不是一個靜態的工具，不能被簡約到邏輯命題那樣的層次，簡約到能夠為理性所隨時把握的層次。她批評，結構主義因為埋頭於語言的「設定的」（thetic）或靜態的方面而將語言設想為一個同質結構。而她的符號論則揭開了語言的基本的異質性，儘管它也關切於話語以及話語的言說主體。



對於其符號分析來說，語言是一個意指過程，語言實踐既是一個體系也是一種越界(否定性)，是「聲音生產的衝動性基礎」與聲音發生於其中的社會空間的共同產品。為創建這一新的符號理論，克里斯蒂瓦對她曾鍾愛的黑格爾、馬克思和弗洛伊德多所借鑑，但另一方面她又總是與他們保持着一個批判的距離，其間她插進了一種新的動能，一種革命的精神。…

“是”，在古漢語中本來是一個指示代詞, 意即“此”或“這一個”。“求是 ”就是要通過考察具體的“此事”或“這一件事”，從而得出具有相對普遍意義的“是”與“非”。中國哲學的“求是”不脫離具體的“此事”, “求是” 的抽象哲學思維，也不脫離具體的直觀考察。《釋名 ·釋姿容 》說 :“視 , 是也 , 察是非也。” 可見求“是”離不開對具體的“事”的“視”與“察”。

再從哲學的表達方式上來說 , “是”不僅是從考察具體的“事”而來, 而且只有通過具體的“事 ”才能得到充分的揭示。所以在哲學思想的表述上 , 中國哲學家也傾向於用直觀的方法以“事 ”說“是 ”, 而不是脫離了具體的“事”, 用抽象的邏輯和理論體系來就“是”論“是”。



例如在《論語 》中 ,“仁”究竟“是”什麽 ? 我們找不到孔子給出的孤立抽象的統一定義 ,…

青年文化最爲寬泛的理解就是所有與青年相關的社會文化現象。這種從“青年”角度的界定，看到了青年文化的青年性，並能夠使研究保持最大程度的開放性。但是，在現代社會中幾乎沒有多少文化現象與青年無涉，如果所有與青年相關的文化現象都劃歸爲“青年文化”，那麽青年文化研究就無所不包，從而失去其獨立的價值。主張用結構性更強的概念“青年亞文化”以取代“青年文化”的學者，也正是發現了這種問題[3]。

青年亞文化（youth sub-culture，或青年次文化），一方面是作爲“青年文化”的替代性概念，即認爲青年文化等同于青年亞文化，另一方面是把青年亞文化作爲青年文化的內容。這是兩種非常不同的用法。…

內容提要：克里斯蒂瓦的哲學旨在促成一種情境的出現，在其中主體是一個「開放的系統」，或一件「進行中的作品」，一種「向他者開放」的生成；由此能夠同時帶來我們自己身體的一種修正形式。她呼喚新的身份的形成，——但這不是象徵的解構，而是它的轉型。

著譯者簡介：波拉·祖潘茨·艾塞莫維茨（Paula Zupanc Ecimovic），斯羅文尼亞普利茅斯卡大學人文學院講師。主要著作為《斯羅文尼亞當代文化中的性與性別》。目前是著名法國哲學家露絲·伊利格瑞所主持「語言、性別與公民身份」課題組的重要成員。譯者金惠敏，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理論室研究員。

朱麗婭·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

門上的環，極有意思。門環越粗，越圓，工藝越精致，銅層越厚，越顯示家底殷實。普通人家，大多是鐵質門環，也有工藝的優劣、粗細的差別。那些門環，銅質也好，鐵質也好。粗也好，細也好，在歲月的磨蝕之下，如同人一般，有的優雅，有的滄桑。有的光亮，有的銹跡斑斑。有的完整，有的殘破。看了，懂了，那也是生命的悲欣交集在發聲。

這里是植物的天堂，每一戶人家都有花草，即使不特意種，也會自己生長。青灰色斑駁的墻壁，布滿青苔，總有花朵兒藤兒探出頭來，彼此糾結，自生自長。我叫不出這些植物的名，說不出它們的特性。我只欣賞鮮艷和古舊的結合，廢墟和活力的搭配，它們彼此讓對方變得更美。

一位老人拉著三輪車賣草粿，這個食物沒聽說過，也不認識這個粿字。不敢把認不得的字認半邊，怕鬧笑話。就問老人：這是什麽字？老人說，念「果」。…

我們需要混亂的方法把覺知投向它的根，因為轉化只可能從根部發生。否則你就會繼續說得頭頭是道而不發生任何轉化。僅僅瞭解什麼是對的還不夠。你必須改變它們的根；否則作不會改變。

當一個人知道正確的事情又對此無能為力的時候，他就會加倍地緊張。他知道，但是他什麼也做不了。只有來自肚臍、來自心的知道才有意義。如果你的知道來自大腦，它就沒有轉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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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巴赫金認爲，對話是人生存的基本狀態。人的存在應該被當做一種存在的事件來看待，而個人的存在依賴于他者的存在。“所謂他者，是指一切與我相異且外在于我的主體或主體性存在，包括具體的妳和他，也包括蘊涵意義的物質的或思想的存在與環境，甚至包括我試圖擺脫的那部分自我或自我意識。”（王建剛 2001：44）與他者的交流和對話是人的主體建構過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其次，巴赫金認爲，語言的本質就是對話。在人與他者進交流和對話中，語言的作用不可替代。話語是語言交際的基本單位，任何話語都具有“內在對話性”。所謂“內在對話性”是指任何話語首先都處于社會和歷史的文本之中，必然包含他者話語的成分，是對他者話語的回應，同時任何話語都希望得到他人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