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定不能因為無視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史或把哲學史與文化史相混淆，就把維柯聲望的浮沈史代之以或混同於對他思想的闡釋和評價。[2]即使是當我們過渡到後一種歷史時，我們也必須提防另一種錯誤，即根據維柯的方法來裁定他的著作對文化的進展是否有用，以及我們應該承認這種用處有多大。這種探究是無意義的，也無法衡量這種探究有多大意義。



一個耶穌門徒可以以一當百，一個數世紀以後產生的效應，可以補償其長久以來的延誤，一個本不應當被遺忘的觀點，可以變得最引人注目和富於啟發性，一個被重新發現的真理，能從這一再次發現和看似多餘的發現中，證明其不可避免的必然性。…

除了理解其思想的客觀必然性，領會它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甚至是作者在思考中還沒有清楚覺察到的東西，對一個哲學家生平進行哲學分析的意義還能是什麽呢？維柯「思索自然的和道德的原因，思索他的命運；他思索自己從孩提時代起就感覺到的對這個或那個研究分支的好惡；他思索幫助或阻礙了他進步的機遇或障礙；最後，他還思索自己在正確方向上的某些努力，這些努力為思索帶來了成果，在此基礎上他完成了自己最後的著作《新科學》，這部著作將表明他的文學生涯注定如此而不可能是另一種樣子。」[61]…

他自己的哲學學說救治了他的痛苦，在他的精神上起到了解脫、凈化的作用。內在的無意或者後來被稱為歷史必然性的學說是他最核心的思想。「天意是永當被贊美的，凡人的短見在它那里只看到嚴酷的判決，天意偏偏主要是從事於實現完滿的仁慈！通過這一使命我看到自己成為了一個新的人，我感覺到一切驅使我自己悲嘆的艱難命運，以及對導致這種命運的文壇腐敗的譴責都消失了，因為這種腐敗和這種命運給了我力量，使我能夠完善我的工作。



另外，這種辛勞確實使我充滿了某種英雄主義精神，有了這種精神，我就再也不會對死亡的恐懼感到不安，再也不會為對手們的話而感到憂心忡忡。這很可能不是真的，但如果這是真的將會令我高興。最後，在上帝的審判面前，它把我置於一塊堅實的巖石之上，上帝將以智者的贊許來獎賞創造性的工作，而不管在哪里，智者總是為數極少的……擁有最高智識的人滿腹經綸、慷慨大度，他們唯一的工作就是以不朽的著作來豐富文學的寶庫。」…

在他學派的年輕人當中，有一些接受過他的學說的人準備維護他們的老師，[46]但我們都知道年輕人的這種熱情能有多少價值。如果這些學者確實吸收了維柯的學說或者哪怕只是其中的某一部分，我們就應該能在維柯之後下一代的文學或文化中找到這種跡象，但這種痕跡根本不存在。他的任何一個單個的論斷、他對歷史的敘述或者哪怕是被粗淺理解了的概念都很難被找到，不管是在威尼斯的孔蒂那里，帕多瓦的坎西納那里，還是在西班牙的伊格納齊奧·魯贊那里——盡管最後提到的這個人在《新科學》出版時還住在那不勒斯；[47]甚至在作者自己所鄰近的傑諾韋西（Genovesi）或加利恩尼（Galiani）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