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維柯警告我們不要依賴「民族的自負」，就像狄奧多羅斯·西庫勒斯所觀察的那樣，希臘人或野蠻人、迦勒底人、西徐亞人、埃及人，還有中國人都聲稱自己已經找到了人性，發現了生活中令人愉快的事物，並原封不動地保存了他們從世界開端至今的記憶。他們中的每一個已有幾千年沒有相互來往了，交流本來可以使他們共享各自的觀念。



一個睡在小屋中的人與躺在晦暗的年表中的人一樣，黑暗使他誤入歧途，他甚至認為這間小屋大得出奇以至於無法親手觸到它。維柯接受了這些夢幻者對某些知識的吹噓，他發現自己已陷入了困境，他不得不在各個民族的各種記憶中作出選擇，因為所有的民族又都有同樣正當的理由來聲稱自己是最初的民族。 …

我們已經說過，維柯之前的歷史研究不是輕信盲從就是沒有批判原則的。《世界編年史》的時代，以及無論多麽粗俗的無稽之談和任意偽造都被當作歷史接受的時代，已成為過去了。由少數幾個人文主義者撒下的種子已經在意大利知識分子中，在法蘭西的法律學校里，在上面提到的斯卡里格學派中結出了豐碩的果實，所有的編年史學家、碑銘研究家、考古學家、地方志學者和地理學家，他們在17世紀里共同寫成了第一部卷帙浩繁的關於古代歷史起源的文集。



正當語文學家們依此改進和完善自己的研究方法剔除假冒、填補空白之際，培爾、封特耐爾、聖埃雷蒙德和其他的許多人卻致力於傳播一種懷疑主義或者像人們稱呼它的那樣，傳播一種歷史皮浪主義（極端的歷史懷疑主義），這是唯理智主義哲學帶來的後果；這樣一來，預示著關於歷史的真理和功利之爭必以巨大的氣勢在接下來的世紀中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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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類的過程中，維柯處理歷史的力量得以加強，缺點和錯誤不是來自這一過程的界限外部而是來自於存在於這些界限之中並且正在發揮著作用的原因。維柯為自己辯護道，他的大部分錯誤是由於他所掌握的材料貧乏和不充分造成的。然而，對任何一個研究者來說，材料與我們對知識的渴求相比，它永遠是貧乏的、不充分的，在評判一個歷史學家時，問題的關鍵不在材料，而在於方法，在於他是否審慎地運用了他所掌握的材料。



再者，有人曾說維柯帶有他那個時代的缺陷，然而持有這種觀點的人一定是忘記了，維柯出生在這樣一個世紀里，他親眼目睹了約瑟夫·斯卡里格高層次的批判哲學和荷蘭學派的發展，芝諾、馬費和穆拉托里是他意大利的同代人。實際情況恰恰是，正如在上文所描述過的維柯的思想方法一樣，他把純粹的哲學方法與對經驗科學和歷史材料的判定混為一談，因此，他又把歷史研究和哲學與經驗科學的混合物攪在了一起。…

地球上人類種族起源的想像的歷史與維柯對《聖經》的辯護並行不悖。他不失時機地舉證，從世俗的源泉到證實關於神的歷史的陳述。比如說，對大洪水和巨人族的確認就是由希臘和其他民族的類似的傳說提供的。神授的政體在大洪水前後偶然出現在希伯來人的政治中，這種政體不是明確地被凡俗的歷史提及，而是僅被詩人在他們的故事中含糊不清地間接提到。



還有，因為希伯來人過著與真正的上帝直接接觸的生活，所以他們對占卜一無所知，然而迦勒底人卻有一個依照眾星運行得來的巫術或占卜體系，歐洲諸民族也有一個占卜儀式的體系。在所有這種事情的努力中，人們確實感受到一個理解或不理解的意志；一種自我困擾和對信仰的刺激。在開化的和受過科學教育的信徒當中，這種情況並不常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