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必定已經知道並且無疑確實知道，他所撰文為之稱頌的那些人大部分幾乎無甚價值。讀他的頌詞，人們會猜想那不勒斯因其德行、教養和學識而被賦予了一種輝煌的高貴性。然而，在向德·維特里教父告知他所渴望的那不勒斯的研究條件時，維柯沒有隱瞞事實：「貴族們沈迷於享樂的生活之中。」[13]他的學生安東尼奧·傑諾韋西（Antonio Genovesi）為我們保存了一條他關於這種高貴性（貴族性）的諷刺的說法：經常極度貧困卻又表現得很高傲，為了衣冠楚楚坐著馬車出行而準備在家里餓肚子。[14]

關於勞倫扎諾的文學公爵，他提出了這樣一個理論，即「高貴的」作家不能不傑出[15]：但我已經在他的文章當中發現了這個公爵所寫的一本書的手稿，它完全是由維柯一個人改寫的。[16]這些是當需求的壓力使他變得膽小和謹慎時，一個窮人所陷入的矛盾和妥協。因此很難判斷他的溢美之詞在多大程度上是出於恭從，或在多大程度上說是他對自己較低的社會地位的感覺發展成了一種對那些地位在自己之上，擁有財富、尊榮以及他所缺少的一切的「老爺們」的真正的艷羨。

三

因為正如我們所知道的，他的經濟狀況一直很糟。作為一個那不勒斯小書商的兒子，他起初不得不作為一名私人教師到西蘭托（Cilento）一個荒遠的小鎮去。後來他回到那不勒斯，他曾試圖謀取市政秘書一職卻未成功。他於1699年當選修辭學教授後，以一百杜卡特（17英鎊）的年薪在任36年。或是因為運氣不好或是由於缺乏能力，他1723年試圖爭取一個更加顯要職位的努力失敗了。他發現自己是一個「無心於實際事務的人」[17]，他被迫放棄在學術職務上得到升遷的希望。因此他不得不靠我們提到過的文學作品以及授私課來維持生計；他不僅在家里也像在大學那樣教課，還仿效其他人給年輕人甚至孩子們教語法。他的家庭生活並不幸福。

他妻子不識字，不具備一個女性通常所具有的才能；她不會做任何家務，因此她丈夫不得不替她操持這些；在他的孩子中，有個女孩在生了很長時間的病又耗費了很大一筆醫療費之後死去了，這一切使這個可憐人的病又加重了；有個男孩的表現極為惡劣，以致做父親的只好招來警察把他監禁起來。但畢竟父子情深，等到他從窗子里看到警察來帶走他頑劣但自己仍然深愛著的兒子時，他跑過去喊道：「我的兒子，快逃啊！」[18]

他的性情確實特別可親，這從他為朋友唐納·安吉拉·奇米尼（Donna Angela Cimini）的去世而作的高貴而感人的講演可以看出，從他在《新科學》中說到他正在研究歷史上被壓迫的平民，說到普里阿摩和波立克辛娜（Polyxe-na）（其故事使他深為激動）的悲劇形象時所用的那種充滿同情和憤慨的語調可以看出；最後，還可以從一些散見於各處的行文細節看出，比如在一格言中他說，女巫們為了使她們的儀式莊重而「無情地殺害和切碎可愛無辜的孩子們」，他以這種非常不合時宜但卻很有意味的方式，為這些小孩子的命運深感不安。在他活躍的想像中，這些小孩子無比地可愛。他最大的天倫之樂來自於有涵養且富於詩人氣質的女兒路易莎（Luisa）以及兒子簡納羅（Gennaro），後者分享並最終繼承了父親的講席。當他在阿爾坦（Althann）伯爵夫人的頌歌中譏諷那些走在宜人的花園里，遠離妻兒之累，在雕梁畫棟的廊柱下爭論不休的哲學家們時，我們感到他是比照著自己深受家庭瑣事之苦的經歷來說的。

我們經常碰到——尤其是在這些日子里——一些有才能的人，他們自認為擺脫了這種或那種卑微的職責。我們更應該欽佩這個有天分的人，他接受了所有這些職責，並且（用福樓拜的話來說）在思考著半神的思想的同時還過著一個普通人的生活。他已經養成了「在孩子們的喧鬧聲中與朋友們討論事情時」讀書、寫作、思考和著述的習慣。[19]

他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好，朋友們稱他為「皮包骨先生」（Mastro Tisicuzzo）。[20]他年輕時身體就很弱，晚年又受喉疾和股痛之苦。總之，其他哲學家終身或長期所享有的一切安寧祥和一是維柯所缺少的。他不得不同時扮演瑪爾莎和瑪麗的角色，時刻為自己和家人的實際需要而工作，同時履行自降生起就為之獻身的使命，賦予活動於他體內的那個精神世界以具體形式。

[13]《著作集》第6卷，第9頁。

[14]他說，他們中有許多人是「用自己的肚子來拉馬車的」（補篇，見《維柯傳記》，第10頁）。

[15]《著作集》第6卷，第95頁。

[16]《維柯傳記》，第27—28頁。

[17]《自傳》，在《著作集》第4卷，第349頁。

[18]維拉羅薩，在《自傳》的補篇（《著作集》第4卷，第420頁）。

[19]《自傳》，在《著作集》第4卷，第366頁。

[20]參見《維柯傳記》，第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