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柯的全部著作正被收集，單篇論文的各種版本也正被復制。在這場民族復興中可以發現有兩股潮流，即新教皇派和激進派，二者既相互繼承又相互融合。由於這種區分在哲學復興中表現為天主教的唯心論和理性主義唯心論之間的對立，以羅斯米尼和吉奧貝蒂學派為一方，布魯諾和黑格爾學派為另一方。

維柯既是一個天主教徒，又是一個自由的哲學家，所以很好理解，他能夠備受尊敬地得到來自兩個學派的截然相反的理解和闡釋。於是就產生了關於他的兩種從歷史角度看都很合理的不同描述，盡管一方把他描繪成他可能希望是的樣子，而另一方則按照他所是的樣子去描繪。

自由主義天主教徒的維柯首先是作為形而上學家、柏拉圖主義者、認為上帝不可知的神秘主義者、寫作《普遍法律》序言的傳統主義者並因此和歐洲其他哲學家——這些人是宗教改革的產兒——相對立的嚴格的意大利哲學家；而理性主義者的維柯，《新科學》的大膽的、異端的作者，則是一個將與笛卡兒和斯賓諾莎、康德和黑格爾相提並論的歐洲哲學家。

前一種描述可以在羅斯米尼、吉奧貝蒂、托馬塞奧和其他許多人的著作中看到，在這些著作中，我們不可忘記一位具有崇高精神的那不勒斯作家恩里柯·塞尼，他是把維柯當作天主教徒來描繪的作家中最傑出的一個，他為維柯提供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畫像。

後一種描繪則可以在那些自1840年以後受到德國唯心主義學派教育的哲學家和評論家的作品中找到，尤其是貝爾特蘭多·斯帕文塔和弗蘭西斯科·桑克提斯，是他們最先清楚地看到了維柯與早先及後來的歐洲思想之間的關聯，並且不再只是就這一問題給出觀察和模糊的印象，而是代之以科學的闡釋和明確的判斷。

像西班牙人詹姆·巴爾梅斯這樣的更少自由傾向卻更為一貫的天主教徒，對《新科學》的作者表現出堅決的不信任和敵意，這一事實以及其他事實證明了第二個派別的解釋者和評論者是對的，而自由主義的或唯心主義的天主教徒則采取了一種站不住腳的立場，並且從他們自己的搖擺不定和自相矛盾中產生了維柯本身的搖擺不定和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