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族復興的熱潮在詩人、哲學家和幾乎每一個在意大利歷史上有些名氣的人物中引起了轉變，這場變革半浮誇、半虛構地把他們表現為愛國者、自由主義者，公開地反抗或秘密地背叛王權和宗教，這場變革有時以它的魔杖觸碰維柯，並以它的意志來影響他。據說維柯很清楚自己的思想嚴重打擊了傳統的宗教信仰，加之朋友們的警告，他費盡心思把《新科學》寫得晦澀難解，以至於只有最卓越的學者才能覺察到他的意圖。然而盡管這一傳說時常還有人相信，還有人像1799年時的愛國者和共和主義者那樣樂此不疲地傳播著它，但它無法長久地經受住對它的批評甚至是來自常識的挑戰。所以卡塔爾朵·揚內尼利帶著輕蔑嘲諷的口氣用寥寥幾筆把它一帶而過，這樣做是正確的。[2]

客觀地講，維柯的學說中肯定暗含著對基督教中神的超然存在及其神學和基督教歷史的批判。從主觀上看，有可能維柯從年輕時（關於這一點我們知道得很少）就是宗教懷疑的受害者。這種懷疑不僅有可能在他讀書的過程中湧上心頭，還有可能是來自於那個由與他同齡的年輕人所組成的社會群體，其中有不少人是「浪蕩子」，或如同時代的文藝作品所稱呼的，是「享樂主義者」或「無神論者」。[3]他在一封1720年致基阿齊神父的信中說，在那不勒斯，「他早年以來的弱點和錯誤」在記憶中沖撞著他，這些記憶中無法忘卻的東西時常會變成「判斷他後來成功做成每一件完美事情的標準」[4]。這些錯誤和弱點可能是什麽呢？

再者，當《普遍法律的唯一原則和唯一目的》（De universi iurisuno principio et fine uno）面世時，確切地說，當這個「綱要」宣布它的綱領時，維柯聽到反對他的「第一聲就帶有某種虛假的虔誠」。面對這種批評，他從宗教自身中找到了保護和安慰，也就是說，他在被稱為「最嚴格、最神聖的宗教團體的指示明燈」[5]的基阿齊的贊許中找到了保護和安慰。但由於我們不具備關於在這方面指控他的詳細資料，我們甚至連可能會對他造成麻煩的宗教懷疑的最一般的確切知識也沒有。

維柯的所有著作都表明，天主教的信仰就像堅固的石柱一樣紋絲不動地扎根於他的心中，它是如此之堅定和強大，以至於維柯提出的對神話的批評根本觸及不了它。維柯並不是一個僅僅就外部表現來看不受指責的天主教徒。他把已經印出的每一個詞都交給教士朋友進行雙重審查（公開的和私人的），從而能夠作為一個哲學家和作家在教廷、修道院和法庭之間生活，而且他還能認真到不對格勞秀斯進行評論的地步，因為他認為一個天主教徒給新教徒作注解是不合適的。[6]

他對天主教榮譽的感覺如此細膩，以至於他會拒絕承認自己曾就宗教感的事情作過爭辯。關於這個困難，他對《文學雜志》的批評者說：「當你向我提出有關靈魂不朽的事情讓我考慮時，似乎你已有了七個論證成竹在胸，如果它們一直不是你為我準備的，那麽我就應當認為它們需要走得更深以至於達到這種地步，它不僅由我的生活和行為所保護和保證，而且為它辯護就是對它的淩辱。還是讓我們回到我們的主題吧。」[7]

他的天主教信仰沒有被當時影響如此普遍和深遠的迷信所侵染，尤其在那不勒斯，聖·詹努爾利斯作為始作俑者和指導者幹預著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這是一個高貴的心靈對於天主教的信仰，而不是一個木炭燒制者的信仰。但是維柯從來沒有自己去審查迷信，他滿足於對它們不執一辭，如同人們對那些要求被人尊重的人或制度的失敗保持緘默一樣。

【注釋】
[1]由於本書前面的章節全都嚴格限於對維柯哲學的分析，並沒有對他的生活和個性加以介紹，所以如果讀者們能在這個附錄中發現關於後者的內容，相信他將是很高興的。這是我1909年4月14日在那不勒斯的《祖國的歷史和社會》（Societàdi storia patria）所做過的一次講座，後來整理了發表在佛羅倫薩《呼聲》（第1年，No．43，1909年10月7日）上。為了記憶上的方便，我要做個補充，維柯1668年6月23日（而不是如他在自傳中所說的1670年）生於那不勒斯，1744年1月23日（而不是他的所有傳記作家所說的20日）去世：比較新版的《自傳·通信和詩歌雜錄》（巴里，拉特爾扎，1911），第101、123、124頁。

[2]有關整個問題，參見克羅齊《維柯傳記》，第91—95頁。

[3]在標有1692年8月字樣的《孔福奧爾托的日記》（那不勒斯歷史學會圖書館所藏手稿，xx．c．22， vol．iii．f．III）中，我們找到了「有一些市民被宗教裁判所投入了聖多米尼克（Dominic）監獄；其中有伯爾納爾多博士之子吉亞辛托·德·克里斯托法羅博士；還有許多人逃跑了，他們屬於享樂主義分子或無神論分子，相信靈魂會與肉體一起毀滅」。這位吉亞辛托·德·克里斯托法羅是著名的那不勒斯數學家和法學家，關於他可參見阿莫德奧《那不勒斯數學家傳記》第三部分（那不勒斯，吉安尼尼，1905），第31—44頁；他是維柯的朋友。關於這一時期那不勒斯針對「享樂主義者」的其他通告，參見卡爾都西《著作集》第二卷，第235—236頁。

[4]1720年10月12日的信。

[5]1720年10月12日的信。

[6]《自傳》，在《著作集》，費拉里出版，第2版，第4卷，第367頁。

[7]因此這個「主題」不是那種被他看作人身攻擊的宗教反駁（《在文學家日記中歇息》，《著作集》第二卷，第1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