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的這一時期，歷史研究並未受到維柯的深刻影響，其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民族振興的沖動導致了對原始時期和羅馬史研究的忽視，那時集中全力探究的是意大利共和國的起源和變遷，而這個主題是維柯完全忽略了的。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已經占據了法學界，尤其是南方法學界的主導地位。雖然它在這一領域並未產生重大的科學成果，但它給了法學家們一個判斷的高度和廣度，以及被長久記住卻有所遺憾的具體觀點。…

維柯的全部著作正被收集，單篇論文的各種版本也正被復制。在這場民族復興中可以發現有兩股潮流，即新教皇派和激進派，二者既相互繼承又相互融合。由於這種區分在哲學復興中表現為天主教的唯心論和理性主義唯心論之間的對立，以羅斯米尼和吉奧貝蒂學派為一方，布魯諾和黑格爾學派為另一方。



維柯既是一個天主教徒，又是一個自由的哲學家，所以很好理解，他能夠備受尊敬地得到來自兩個學派的截然相反的理解和闡釋。於是就產生了關於他的兩種從歷史角度看都很合理的不同描述，盡管一方把他描繪成他可能希望是的樣子，而另一方則按照他所是的樣子去描繪。



自由主義天主教徒的維柯首先是作為形而上學家、柏拉圖主義者、認為上帝不可知的神秘主義者、寫作《普遍法律》序言的傳統主義者並因此和歐洲其他哲學家——這些人是宗教改革的產兒——相對立的嚴格的意大利哲學家；而理性主義者的維柯，《新科學》的大膽的、異端的作者，則是一個將與笛卡兒和斯賓諾莎、康德和黑格爾相提並論的歐洲哲學家。…

維柯的思想把他們引向更具體的觀念，這在文森佐·克柯令人贊嘆的《關於那不勒斯革命的歷史評論》（1800）中尤其明顯。同樣，幾十年後巴朗什在他的《關於社會重演的評論》（1827）中寫道，如果18世紀的法國人曾經知道維柯，那麼他一定會對後來發生的社會革命產生積極的影響。



維柯著作的另一特別方面，即他對作為史學輔助的史學方法和社會科學所進行的變革，被考古學家卡塔爾多·揚內利注意到了，這一點在他的著作《論人類歷史科學中的自然必然性》（1818）中得以強調。福斯卡洛和那些從他那里汲取靈感的人們主要是把維柯對詩歌的歷史闡釋的一些觀念引入了文學批評和史學。…

他們宣稱，雖然他接受並且加強了《聖經》的權威，但又在許多方面威脅和動搖了它。他對俗史傳統的批判——以高傲的反叛精神反對過去——將會開啟最危險的濫用之路，因為它啟發了將這同一種精神和方法應用於聖史的做法，布蘭格的做法就是如此。



這一指控真切地指出了，後來注定要使維柯在19世紀大受稱頌的所有因素。因此教會人士開始猜忌他，這在後來的復辟時期有了結果，柯朗傑羅主教聲討維柯。稍早些時候，皇家審察官洛倫佐·吉烏斯提尼亞尼作出判決，宣布《新科學》是「一部標志著歐洲歷史上最不幸的危機的著作」。…

就像孟德斯鳩在法學方面一樣，沃爾夫在荷馬問題上也被懷疑為暗地里得益於維柯的思索。但當他於1795年出版《荷馬概論》時，沃爾夫當時並不知道《新科學》。只是到了1801年他才知道這本書的名字，事實上到了第二年，瑟薩羅蒂才送給他這本書。我們必須看到，維柯關於荷馬史詩的野蠻性和書中缺乏奧秘智慧的論斷，已經於1765年在《歐洲文學報》上發表了；再者，《新科學》曾被丹麥語言學家和考古學家佐埃加得知並使用了，他在1788年寫的一篇論荷馬的論文中引用了它，雖然這篇文章到很久以後才發表。



佐埃加和黑尼通過信，黑尼後來指控沃爾夫在《概論》中提出的理論來自於他自己的演講。黑尼事實上已經在1790年就表達了荷馬史詩是逐漸形成的這一觀點。總之，我們可以說維柯的觀點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深入到了德國語言學的氛圍之中，沃爾夫可能是在這種情況下最先獲取了它們的某種間接知識。…

我們一定不能因為無視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史或把哲學史與文化史相混淆，就把維柯聲望的浮沈史代之以或混同於對他思想的闡釋和評價。[2]即使是當我們過渡到後一種歷史時，我們也必須提防另一種錯誤，即根據維柯的方法來裁定他的著作對文化的進展是否有用，以及我們應該承認這種用處有多大。這種探究是無意義的，也無法衡量這種探究有多大意義。



一個耶穌門徒可以以一當百，一個數世紀以後產生的效應，可以補償其長久以來的延誤，一個本不應當被遺忘的觀點，可以變得最引人注目和富於啟發性，一個被重新發現的真理，能從這一再次發現和看似多餘的發現中，證明其不可避免的必然性。…

除了理解其思想的客觀必然性，領會它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甚至是作者在思考中還沒有清楚覺察到的東西，對一個哲學家生平進行哲學分析的意義還能是什麽呢？維柯「思索自然的和道德的原因，思索他的命運；他思索自己從孩提時代起就感覺到的對這個或那個研究分支的好惡；他思索幫助或阻礙了他進步的機遇或障礙；最後，他還思索自己在正確方向上的某些努力，這些努力為思索帶來了成果，在此基礎上他完成了自己最後的著作《新科學》，這部著作將表明他的文學生涯注定如此而不可能是另一種樣子。」[61]…

他自己的哲學學說救治了他的痛苦，在他的精神上起到了解脫、凈化的作用。內在的無意或者後來被稱為歷史必然性的學說是他最核心的思想。「天意是永當被贊美的，凡人的短見在它那里只看到嚴酷的判決，天意偏偏主要是從事於實現完滿的仁慈！通過這一使命我看到自己成為了一個新的人，我感覺到一切驅使我自己悲嘆的艱難命運，以及對導致這種命運的文壇腐敗的譴責都消失了，因為這種腐敗和這種命運給了我力量，使我能夠完善我的工作。



另外，這種辛勞確實使我充滿了某種英雄主義精神，有了這種精神，我就再也不會對死亡的恐懼感到不安，再也不會為對手們的話而感到憂心忡忡。這很可能不是真的，但如果這是真的將會令我高興。最後，在上帝的審判面前，它把我置於一塊堅實的巖石之上，上帝將以智者的贊許來獎賞創造性的工作，而不管在哪里，智者總是為數極少的……擁有最高智識的人滿腹經綸、慷慨大度，他們唯一的工作就是以不朽的著作來豐富文學的寶庫。」…

在他學派的年輕人當中，有一些接受過他的學說的人準備維護他們的老師，[46]但我們都知道年輕人的這種熱情能有多少價值。如果這些學者確實吸收了維柯的學說或者哪怕只是其中的某一部分，我們就應該能在維柯之後下一代的文學或文化中找到這種跡象，但這種痕跡根本不存在。他的任何一個單個的論斷、他對歷史的敘述或者哪怕是被粗淺理解了的概念都很難被找到，不管是在威尼斯的孔蒂那里，帕多瓦的坎西納那里，還是在西班牙的伊格納齊奧·魯贊那里——盡管最後提到的這個人在《新科學》出版時還住在那不勒斯；[47]甚至在作者自己所鄰近的傑諾韋西（Genovesi）或加利恩尼（Galiani）也是如此。…

六…

五

維柯在哲學上的英雄主義不僅表現在他為創建他的科學而與自己進行的內部鬥爭中，還表現在其他更為嚴酷的努力中。他的思想雖然是站在當時的對立面上，然而這種反動在現實中顯然是朝向未來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使他不能被人理解。無疑，這是每一個天才人物的命運：他最深層的思想從未被理解，即使是當社會命運眷顧他時，當他激起了人們的熱情，找到了一大群門徒和效仿者時也是如此。據說黑格爾在臨終時說過這樣一句話——「我的學生中只有一個理解了我，而且是錯誤地理解了我。」…

當這些對手訴諸「時代的精致品位已經拋棄了這種說法」云云時，他輕蔑地回答道，「這聽起來像是一個嚴肅的批評，但事實上它根本就不是批評。通過說對手對自己所說的東西根本就一無所知，從而在作出自己的判斷之前先避開對手，一個人就從對手變成了法官」。他拒絕依賴自己的權威，但也沒有貶低它；權威應該「使我們注意尋求讓作者，尤其是最重要的作者采取這樣或那樣觀點的原因」。另外，當有人指責他為了能夠輕易地駁倒哲學家而像亞里士多德那樣把錯誤歸之於他們時，他威嚴地反駁道：「我寧願享用自己的一小點簡單的知識，也不願存心不良地與一位偉大的哲學家相比較。」



他的謙和態度從他為笛卡兒所作的文詞華美的頌詞中就可以看出，雖然他把自己精神力量的最好部分都用來反對他了。他的誠實表現在他能很快地承認自己的錯誤：「我承認」，他對《文學雜志》的批評家們說，「我的區分是不完善的」。…

四

因此我們不必在宗教、社會或政治生活中尋找、創造或者要求一個英雄的維柯，真正的英雄就是站在我們面前的維柯，哲學生活的英雄。我們注意到他對「英雄」這個詞以及所有它的衍生詞「英雄主義」、「英雄的」等的偏愛。他不斷地使用這些字眼，並賦予其各種用法。對他來說，英雄主義是出現在歷史之初並在歷史進程中重現的強大的原始力量。



在他尋求真理，克服各種障礙開辟科學之新路時，他一定在自己身上感覺到了這種力量。正是這樣一種力量，使他能夠戰勝年輕時的疑懼和挫折——這些時常使他深深地陷入個體的、宇宙的悲觀情緒，如我們在那首題為「絕望之感」的詩中所見到的那樣——而上升到科學方法的確定性，這體現在《我們時代的理性研究》（De nostri tempo-ris studiorum ratione）以及由《論古代意大利人的智慧》…

他必定已經知道並且無疑確實知道，他所撰文為之稱頌的那些人大部分幾乎無甚價值。讀他的頌詞，人們會猜想那不勒斯因其德行、教養和學識而被賦予了一種輝煌的高貴性。然而，在向德·維特里教父告知他所渴望的那不勒斯的研究條件時，維柯沒有隱瞞事實：「貴族們沈迷於享樂的生活之中。」[13]他的學生安東尼奧·傑諾韋西（Antonio Genovesi）為我們保存了一條他關於這種高貴性（貴族性）的諷刺的說法：經常極度貧困卻又表現得很高傲，為了衣冠楚楚坐著馬車出行而準備在家里餓肚子。[14]



關於勞倫扎諾的文學公爵，他提出了這樣一個理論，即「高貴的」作家不能不傑出…

二

維柯對待社會和政治生活的態度在許多方面相似於他對宗教的態度。在他身上沒有傳教士、宣傳家和鼓動者的痕跡，這些在文藝復興時期的一些哲學家身上是存在的，喬爾丹諾·布魯諾和康帕內拉最為突出。後者雖然是那不勒斯人，但維柯卻從未提到他。當然，他的時代和祖國不適於出英雄，由英雄導致的劇烈的社會變革和革命並不存在，但政黨積極支持奧地利和法國，人們獻身於這個或那個黨派，不是被迫害就是被流放。…

一

民族復興的熱潮在詩人、哲學家和幾乎每一個在意大利歷史上有些名氣的人物中引起了轉變，這場變革半浮誇、半虛構地把他們表現為愛國者、自由主義者，公開地反抗或秘密地背叛王權和宗教，這場變革有時以它的魔杖觸碰維柯，並以它的意志來影響他。據說維柯很清楚自己的思想嚴重打擊了傳統的宗教信仰，加之朋友們的警告，他費盡心思把《新科學》寫得晦澀難解，以至於只有最卓越的學者才能覺察到他的意圖。然而盡管這一傳說時常還有人相信，還有人像1799年時的愛國者和共和主義者那樣樂此不疲地傳播著它，但它無法長久地經受住對它的批評甚至是來自常識的挑戰。所以卡塔爾朵·揚內尼利帶著輕蔑嘲諷的口氣用寥寥幾筆把它一帶而過，這樣做是正確的。[2]…

羅馬的英雄轉變成了民主社會里的英雄，終結於法國的雅各賓派和意大利以及其他任何地方的模仿者；荷馬被看作偉大人物與他的粗魯而樸實相匹配；羅馬歷史的重建主要以羅馬法為依據，七個國王的名字是制度的標志；羅馬最初的風俗習慣是後來發明的，這一發明源自於希臘或希臘模式；歷史的本體被看作是由貴族和平民之間的經濟鬥爭和法律鬥爭構成，平民來自於家奴（famuli）或庇護所；維柯是第一個清晰地闡述了階級鬥爭的人，階級鬥爭被認為是一個可以廣泛應用於全部歷史領域的判斷標準，並為最徹底的社會革命提供了一個解釋；中世紀，尤其是拿破侖一世之後的王政復辟時期，大力呼籲感情和思想感化，作為理性的資產階級社會是令人羨慕也是令人遺憾的，結果它被理解為維柯所發現的宗教的、貴族的、詩性的時期，它是現代歐洲的青年時代。…

維柯對關於宗教改革的著作既不能領悟也不能正確地判斷它們的真正價值，德國唯心主義哲學的目標不是檢驗宗教，而是對它進行提煉，並把宗教的精神價值賦予哲學自身。確定性，維柯從法律領域中的真理區分出來的嚴格的確定性，構成了從托馬斯到康德和費希特還有最近的哲學家們的思想主題，即使永遠也找不到鑒別這兩種形式的標準，他們依然願在其中尋覓。



所有的人或者說幾乎所有的人都表現出了一種活生生的被稱為「強制力」或「強制」的意識，這是一個在過去的膚淺而誇張的道德理論中被忘卻了的事實。法律的歷史學派在反對18世紀的抽象革命和改革趨勢的過程中，必然要恢復維柯對柏拉圖主義或格勞秀斯主義理論的爭辯。柏拉圖主義認為在歷史之外和歷史以上有一個理想國，格勞秀斯主義認為在歷史之外和歷史以上有一個自然法，這個理想國或自然法就是歷史的標準。…

我們甚至可以采取維柯用以把第二種野蠻狀態與第一種野蠻狀態相比較的方法，把後來的思想史表述為維柯思想觀念的「重演」。首先，維柯對笛卡兒主義者直接知識的批評，連同他的真理與創造物相互轉化的學說，再次出現在以康德為發端，以黑格爾的真理與現實、思維與存在的統一學說為頂點的思辨運動中。



他的哲學和語文學相統一的學說重新出現在反對懷疑主義和唯理智主義的歷史辯護之中，18世紀的這種懷疑主義和唯理智主義也是由笛卡兒主義引發的；他的哲學和語文學相統一的學說又重新出現在調和現實與理想、經驗和範疇的康德的先驗綜合之中，又重現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里，黑格爾是19世紀歷史趨勢的最偉大的闡述者。…

維柯的這個理想無疑是高尚的，他對自己那個時代的教育方法和流行的思想趨勢的批評也是恰如其分的。所有這些令人欽佩的真理正如他們所說的那樣，遠遠領先於18世紀，我們從作為教育家和評論家的維柯那里感覺到某些反動的東西。我們認為，維柯只關心最高級、最嚴肅的科學的命運問題，只關注人類生活的最完美的形式；他沒有抓住懷疑主義或理性主義的革命性價值，這思想是對過去的反叛，這是反抗國王、貴族和教士們的必需的戰爭武器，也沒有抓住這些抽象觀念和詞典的革命意義，正是它們必定發展為百科全書；他沒有看到這些流行科學、新聞報刊的前身和為女士用於上流社會對話的這些小冊子的革命的重要性，它們是18世紀沙龍的營養品，也為雅各賓派的激進主義打下了思想基礎。我們在這里的感受與在他的哲學體系中的感受一樣，天主教束縛住了這位哲學家的手腳，基督教的悲觀主義使他低估了內在辯證法的作用。由於沒有意識到對手們的進步性，他沒有領會比他的思想低一個層次的懷疑主義和理性主義之本性，所以他沒有邁出本應由他邁出的思想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