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宣稱，雖然他接受並且加強了《聖經》的權威，但又在許多方面威脅和動搖了它。他對俗史傳統的批判——以高傲的反叛精神反對過去——將會開啟最危險的濫用之路，因為它啟發了將這同一種精神和方法應用於聖史的做法，布蘭格的做法就是如此。

這一指控真切地指出了，後來注定要使維柯在19世紀大受稱頌的所有因素。因此教會人士開始猜忌他，這在後來的復辟時期有了結果，柯朗傑羅主教聲討維柯。稍早些時候，皇家審察官洛倫佐·吉烏斯提尼亞尼作出判決，宣布《新科學》是「一部標志著歐洲歷史上最不幸的危機的著作」。

在18世紀末的那不勒斯，這種傾向遭到了研究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熱情的年輕人的反對，他們正準備為即將到來的革命而積極活動。在他們中間，維柯開始被認為是反教士反天主教的，一時間傳言四起——本卷的其他地方曾提到過——說維柯故意把他的作品寫得晦澀，以逃避教會的審查。

這些年輕人致力於研究和贊揚《新科學》，他們提議把它與作者的其他著作以及未出版的手稿一並重印，因為當時它已經很稀有了。他們準備了對維柯的哲學和歷史體系的闡釋和批評，有一些人如帕加諾試圖通過加進法國感覺主義的思想而使之更為鮮活，另一些人如菲蘭傑里則沒有讓他們對它的崇拜驅散自己的美夢。

1797年，德國人吉爾寧一來到那不勒斯就注意到了維柯研究熱，於是計劃把《新科學》翻譯成德文，或者至少是作一概述。1799年那不勒斯共和國的滅亡使這些年輕人，或者不如說是他們中間逃脫了反撲的波旁王朝的屠殺和絞刑的那些人，被流放到北意大利特別是倫巴底。這時，對維柯的崇拜第一次得到了熱情的宣揚。

翁申佐·庫奧佐、弗蘭西斯科·羅蒙那多、弗蘭西斯科·沙爾非以及其他南方的愛國者把關於《新科學》的知識傳授給了蒙蒂，他於1803年在帕維亞（Pavia）的就職演說中提到了它；傳授給了烏格·福斯卡洛，他把其中的許多思想吸收進了他的詩歌《墳墓》和評論性隨筆中；傳授給了亞歷山德羅·曼佐尼，他後來在他的《關於倫巴底人歷史的演講》中對維柯和穆拉托里作了一個著名的比較；還傳授給了其他一些不知名的人。

克柯把維柯的作品介紹給了當時正在寫作《比較哲學體系史》的德傑洪多；另一個流放者德·恩格爾利斯把《新科學》交到了朱利斯·米歇利手中；沙爾非在發表於《百科全書期刊》（Revue Encyclopédique）上的文章以及用法文寫的書和小作品中提到了維柯。也是在這些那不勒斯人的建議之下，《新科學》於1801年在米蘭重印了。接著，維柯更小作品的其他版本和選集的出現也指日可待了。這樣，在19世紀的第一個10年間，維柯的聲名從那不勒斯傳遍了整個意大利。

但是，與他們個人的立場和時代精神相合的是，那些愛國的維柯的學生歸功於維柯的首先是他有關政治的或者說是政治哲學的思想，它對那種雅各比主義和喜好法語語風的傾向進行了批判，關於後者，他們在1799年的事件中已經有過非常不愉快的經歷。[3]

注釋

[2]見《維柯傳記》，第236、237頁。

[3]見《維柯傳記》，第247—2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