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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Suyuu on August 18, 2025 at 10:27pm

愛墾APP《反俄狄浦斯》（L'Anti-Œdipe）第一卷《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 1：反俄狄浦斯》，德勒茲與加塔利對精神分析的批判稱，傳統精神分析（尤其是弗洛伊德）如何將所有慾望都框定進俄狄浦斯結構中。第二章〈社會機器〉（Chapitre 2 : Les machines sociales），他們引入了「社會場域」來與「家庭場域」對抗，主張無意識與整個社會機器（而非家庭情結）密切相關。他們批評精神分析將神話的角色從社會的層面轉移到家庭的層面。

這裡他們特別指出：神話如《俄狄浦斯王》不是某種普遍潛意識的模板，而是特定歷史文化機制的產物。

很顯然，他們與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有張力，後者雖然也使用神話分析，但更傾向於找出文化的差異性，而非壓縮成普遍心理。這裏反映出了一個《反俄狄浦斯》與結構主義之間極為關鍵的張力焦點，不僅關係到德勒茲與加塔利對精神分析的根本批判，也涉及他們對文化、社會及慾望運作方式的哲學重新布置。以下將從三個面向深入分析這一議題：

一、從精神分析的家庭中心主義到社會機器：德勒茲與加塔利對俄狄浦斯模型的顛覆～～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茲與加塔利認為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將慾望過度簡化為對家庭三角的投射（父親—母親—小孩），以俄狄浦斯情結為核心模式，強化了慾望的「家族主義（familialism）」解釋，從而遮蔽了無意識與整個社會體制的深層聯繫。

他們提出，無意識根本不是被壓抑在家庭中的私密構造，而是直接與生產、階級、國家、法律、戰爭機器等社會結構聯動的「社會機器」。他們說：「無意識根本不是戲劇，而是工廠；不是符號的舞台，而是慾望的裝配線。」

在這一觀點下，《俄狄浦斯王》不再是揭示「人類潛意識」的永恆劇碼，而是特定歷史社會中，權力-家族-法律再生產機制的表徵神話。換言之，它是社會機器對慾望進行編碼的操作之一，而非慾望本身的自然形式。

二、對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主義神話學的批評與分裂～～雖然列維-斯特勞斯也拒絕精神分析將個體心理普遍化，但他的神話分析法仍假設存在某種跨文化的普遍邏輯結構（binary oppositions：生/死，父/子，自我/他者等），而且這些二元對立可在神話敘述中被還原為邏輯運算的模型（如對抗、調和、中介等）。

德勒茲與加塔利不認為神話反映普遍心理或結構規律，他們視神話為「權力機器的語言技術」，是社會如何將流動慾望固定化、編碼化的工具。這與結構主義的符號—結構主體觀點大為不同。

舉例來說，列維-斯特勞斯可能會將《俄狄浦斯王》視為某種文化中對「親屬系譜」與「他者侵犯」的邏輯調和過程，但德勒茲與加塔利則會問：「這樣的神話如何配合社會體制壓抑慾望？它如何把身體作為一種生產機器進行重組？」他們更關注的是神話如何「功能化」為國家機器的意識形態部件。

三、「非編碼慾望」vs.「編碼文化」：從家庭神話到社會場域的重置～～在《反俄狄浦斯》中，「慾望」被重新定義為非缺乏的、積極的創造力量，是「生產」（production）的力量，而非佛洛伊德筆下的從缺乏出發、尋求滿足的心理動力。

德勒茲與加塔利指出，社會不是壓抑慾望，而是將慾望進行編碼（coding）與領域化（territorialization）。神話正是這些編碼與領域化的工具之一。以《俄狄浦斯王》為例，它透過懲罰亂倫與弒父，強化了特定形式的家庭與國家法律秩序，將原本流動的慾望限制在一種象徵父權與法權結構的迴路中。

但德勒茲與加塔利主張的是一種「非編碼慾望」（desiring-production），即不再被某種意義或文化結構所中介的流動生產力。他們認為，精神分析、神話學與國家制度都是阻擋這一流動的結構，甚至把這種「非編碼狀態」污名化為「精神分裂」。

因此，反精神分析與反結構主義的立場在這裡匯合成一個強烈主張：慾望不應再被還原為家庭結構或文化對立，而應被視為一種無法封閉的、非中心的流體力量。

延伸觀察：德勒茲與加塔利此一理論對民俗、地方文化、原住民族神話研究亦有啟發意義。它提醒我們：不要急於將神話「結構化」成普遍邏輯，而要追問神話在具體社會中如何被部署、如何壓制或釋放慾望、如何作為權力的載體。在這意義上，他們提出的是一種「後結構主義」的批判民族誌，也是一種關注慾望生成的文化詮釋學。

Comment by Suyuu on August 16, 2025 at 8:48pm

政治敘事傳播～～「總會有一人倖存，將故事述說出來。」（Hannah Arendt，1963，第232頁）此語揭示了敘事在政治與歷史傳承中的重要性。

政治敘事透過多元的大眾傳播渠道擴散，包括電視、廣播、線上媒體、雜誌與報紙等傳統媒介；同時，亦廣泛分佈於 YouTube、Instagram、Facebook 與 Twitter 等社群媒體與串流平台之中，使公眾得以隨時接觸並吸收強化其政治選擇信念的內容。

政治敘事之間的競爭並非當代特有的現象，歷史上各國皆有類似經驗。相關研究顯示，在不同政治情境下，敘事策略的應用具有顯著影響力。例如，Polletta 與 Callahan（2019）針對川普總統時期的深度報導、懷舊敘事及假新聞現象所進行的研究，與 Richardson Jr.（2002）對美國 2000 年總統大選競選廣告中視覺敘事的分析，均指出政治廣告能有效促進政治人物與選民之間的溝通。同樣地，Page 與 Duffy（2016）對共和黨初選四位總統候選人在 Facebook 與 Twitter 上之視覺敘事策略的研究，亦強調了數位平台在政治傳播中的關鍵作用。

此外，Gupta-Carlson（2016）認為，數位敘事在總統競選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並應透過視覺影像、音樂與演講等多模態形式以強化訊息傳達之效果。Smith 與 Golden（1988）則以隱喻分析與軼事分析的研究方法，回顧了 1984 年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選舉中的電視廣告案例，進一步揭示敘事策略與媒體形式之間的互動關係。

Comment by Suyuu on August 15, 2025 at 1:03pm

故事的敘述實際上可以幫助人類生活與人性，鼓勵同理心、動員對社會變革的支持，以及支持社會運動（Fernandes，2017，第5頁）。George Landow（1997）與 Michael Joyce（1995）提到，超文本是一種敘事機器，每個程式都會產生不同的敘事。每一次閱讀都會成為一篇新文本，因此，超文本敘事成為一位虛擬的說書人（Joyce，1995，第193頁）。

Ryan（2011，第47頁）指出，數位世界提供了更多互動式的故事，並允許使用者直接參與情節的揭露與發展。Ferrari（2017，第viii頁）則認為，說故事是一種溝通形式，既是藝術，也是藝術之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並且具有特定目的。

Polletta（2006，第4頁）表示，說故事的運用可追溯至16世紀法國的稅收爭議時期，一直延續到20世紀美國的民權運動。Heir（2018，第1頁）認為，說故事的運用與組織在知識管理、品牌管理、品質管理與衝突管理等方面的利益息息相關。

說故事不僅是一種用於達成目標和作為政治籌碼的介入技巧（Colvin，2018），也是表達身份政治的方式（Pullen，2009），或是一種依靠敘事作為政治行動來建構政治論述的方法（Bowles，2010）。民主需要透過故事來辨識我們是誰、我們認為自己想要什麼、我們對政治人物的看法，以及我們認為政治人物對我們的看法（Coleman，2015，第168-169頁）。說故事是一種支持聲望與建構政治領導神話的工具（Hanska，2012）；它也能幫助人們理解政治敘事是否具有說服力（Tily，2003）。

Arendt（1994，第225頁）認為，說故事為觀眾提供了想像的空間。透過故事，觀眾可以學習與詮釋，並傾向於傳達真相，而事實真相總是與特定人物、事件以及涉及眾多人的環境相關，這些在政治中都是自然存在的事情（Arendt，1993，第238頁）。

[Copyright © 2021 The Contestation of Political Storytelling in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During the 2019 Federal Election Andika Hendra Mustaqim.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SARL.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NC 4.0 license.]

Comment by Suyuu on August 12, 2025 at 7:39pm

Jonathan Kramnick《Criticism & Truth》：為批評辯護，為閱讀復權

耶魯大學英語教授 Jonathan Kramnick 在 2023 年出版的《Criticism & Truth》中為當代文學批評發聲。他所面對的背景，是人文學科在大學與公共領域的制度性衰落：與過去的輝煌相比，如今的文學研究不僅在高等教育體系中失去核心地位，也在與 STEM 學科的比較中顯得邊緣化。經費、招生、政策評估愈來愈以「市場需求」和「經濟效益」為標準，而以詮釋、反思與辯證為核心的人文方法，常被視為奢侈。

Kramnick 的焦慮來自雙重危機：在學術內部，批評的專業權威與自主性受到跨領域融合、量化評鑑和知識商品化的挑戰；在公共領域，大眾批評被社交媒體的碎片化內容與算法驅動的文化消費取代，批評家從文化意義的中介者，變成資訊洪流中的意見提供者，影響力被稀釋。

面對這種局面，他並不主張向 STEM 學科靠攏，也不贊成將批評娛樂化，而是要恢復批評作為獨立且具有倫理責任的知識實踐的尊嚴。對他而言，批評的核心功能，是透過細讀（close reading）——「關於寫作的寫作」——揭示文本與世界之間的複雜互動。在這個過程中，批評不只是解釋，更是在詮釋的行為中創造新的東西，生產關於文學與世界的真理。這種創造—生產關係，使批評成為一種持續探問真理的方式，而不只是傳遞既有答案。

Kramnick 強調，批評不是翻譯作品的「本質」，因為作品並不存在可被還原的最終核心；文本中總有某種缺席（absence）與未竟之處，讓語言保持開放性與多義性。批評的工作，是延續作品的隱喻，而非將其化為純粹明示；將作品「講透」或挖掘出一個所謂的最終祕密，反而讓它失去可討論與再詮釋的生命力。

在他看來，細讀的技藝，與其他學科生產知識的方式同樣嚴謹，並且在當前學科與大學尋求立足之道的危機時刻，具有獨特的公共價值。這種價值並不依附於短期的政策效益，而在於維護語言的精確、培養社會的反思能力——這正是民主文化不可或缺的基礎。

因此，《Criticism & Truth》既是對人文學科的辯護，也是對整個知識生態的警示：如果批評的地位繼續下滑，我們將失去一種關鍵的文化機制——一種能審視權力話語、質疑社會共識、細緻描寫個體經驗的能力。這不只是大學的損失，更是公共生活的貧乏化。

「細讀」的具體引述與闡釋

關於細讀的本質與創造性Kramnick 主張，細讀不僅是閱讀，而是一種寫作方式──「寫作關於寫作」。他強調：「close reading is ‘writing about writing,’ and when done skillfully it ‘makes something new in the act of interpreting it.’」(The Metropolitan Review, The Yale Review)

強調其作為一項工藝（craftsmanship）的本質~他進一步指出，細讀是一種「工藝」，是一種「用手做」的活動，其注意力模式是一種「靈巧」（dexterity）：「Close reading is craftwork in a literal sense… something one does or makes with one’s hands, and its mode of attention is a kind of dexterity.」(Inside Higher Ed)

將批評比作工匠的創作~在接受評論者回應時，他寫道：

「Close reading isn’t exactly reading… Rather it is a way of adding one’s own words to words in the world and so altering that world in turn. … Close reading is active and creative. It makes things.」(The Yale Review)

以工藝比擬凸顯其日常與民主性~他描述細讀是一種「紡織句子自已有的世界中的句子的工藝」，並指出：「這種普遍性是本書所秉持的民主主義精神的一部分。」(3 Quarks Daily)

小結：細讀的創造—生產關係~綜合上述引述，Kramnick 對「細讀」的定位不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閱讀」，而是：

一種 寫作形式：透過批評者將自己的話語織入文本，產生新的理解與敘事。

一項 手工藝：需要批評者以靈巧與細膩對待文字，藉此創造新的意義。

一種 創造行為：細讀本身即是「making things」——在詮釋的過程中生成新的認知。

一種扎根於學科的 專業實踐，也具有一定的民主/共通性（普適性），體現文學學科的底層抵力與活力。

Comment by Suyuu on July 3, 2025 at 10:17pm

《邱吉爾：與命運同行》, 文 / 安德魯．羅伯茨（Andrew Roberts）, 譯 / 胡訢諄，整理 / 聯經出版編輯部)

《邱吉爾：與命運同行》溫斯頓．邱吉爾，以善辯聞名的政治人物，英國二戰時期的首相。有他所在的議會、演講場合絕對不會無趣。人們甚至把他的演說當成娛樂，爭相前往觀賞。直至晚年他體力無法再應付之前，他的演講稿都由他親自構思，再用口述的方式讓祕書打出來。邱吉爾鋒利的文筆和演說的技巧，都是由年輕時的經驗學習累積，經過不斷磨練而成。關於演說的方式，他自有一套技巧與方法。〔本文摘自《邱吉爾：與命運同行》一書。〕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歲的邱吉爾寫了一篇文章，題為〈修辭的鷹架〉（The Scaffolding of Rhetoric）。

所有賦予人類的才華中，沒有如同演說的天賦如此珍貴。享受這個天賦的人擁有比偉大國王更長久的威力，他是世上獨立的力量。儘管被政黨拋棄、被朋友背叛、被剝奪職位，任何控制這股力量的人依然令人生畏……槁木死灰的公民，即使受到單調生活中的犬儒主義保護，亦無法抵抗其強大的影響。從毫無反應的沉默，他們逐漸表達肯定，接著完全同意演說者。歡呼愈來愈大聲、愈來愈頻繁；熱忱瞬間增加；直到他們受到情緒拉扯而無法自已，受到熱情撼動而順從指示……看來所有優秀的英語演說都有共同特徵……修辭的威力不完全來自贈與，也不完全來自學習，而是來自培養。演說者特異的性情與才華必須與生俱來，藉由練習推進他們成長。演說者是真實的。修辭部分是人造的……演說者是大量熱情的化身……在他能感動他人的淚水前，必須先流下自己的。為了說服他們，他自己必須相信。他可能時常矛盾。他永遠不會刻意虛偽。

「有時候，稍微但不至於反感的結巴或停頓，可以幫助集中聽眾的注意力。」邱吉爾在文章這麼寫，「但通常淸楚響亮的聲音能夠表達思想。」從小他就把「s」發成「sh」。他曾接受皇室醫師菲利斯・瑟蒙爵士（Sir Felix Semon）治療。瑟蒙告訴他，他的嘴巴或舌頭並無器官上的缺失，因此唯有努力練習才能痊癒，因此他不斷重複「我看（see）不見西班牙（Spanish）的船（ships），因為他們不在視線（sight）內」。一九〇五年，他要瑟蒙剪掉一條他認為無用的舌頭韌帶，幸好醫生拒絕。之後多年，他發出「s」時的齒擦音相當明顯； 晚至一九一三年，一位國會大廳記者寫道：「光是那個發音的問題就會拖累多數人，但是邱吉爾的心智與舉止散發強大能量，讓你忘記那件事。」如同他的文章表示，邱吉爾知道那個問題，但不認為那會阻礙政治生涯。

邱吉爾相信偉大的演說有五項「要素」。首先是「準確評估單詞」，即「連續使用最佳的可能單詞」。……第二項要素是聲音。他寫道，「聲音對人類大腦的影響眾所皆知。」「當演說者訴諸技巧時，他的語句就會拉長、高低起伏、鏗鏘洪亮。片語特殊的平衡產生一種節奏，反而比較像無韻詩，而非散文。」……第三項要素是逐漸堆砌論證。「連續代入數起事實，全都指向一個共同方向……觀眾預期結論，而最後幾個單詞就會落在如雷般的贊同聲中。」第四項是使用類比，可以「將確立的眞理翻譯成簡單語言」。……（如他的）父親曾在致詞時說，「我們在印度的治理，可以說是一張攤開的油紙，將風雨阻絕在深遠的仁慈之海之外。」邱吉爾在演說中不斷使用類比，看似自然，但卻如同他的文章所示，全部都是深思熟慮的藝術技巧。（下續）

延續閱讀：霍華德·加納《領導大師風雲錄》札記

Comment by Suyuu on July 2, 2025 at 8:52pm

（中略）放眼他的政治生涯，邱吉爾常被批評演講用詞極端誇大。幾乎無人知道這完全是刻意，是他演說技巧的重要部分。這些「鋪張」──他用的術語──的設計，用意在於為他贏得名聲與關注，並讓他持續處在辯論的焦點，但這也導致他惹上爭議，招來懷疑。等到二戰逼近，希特勒完全崛起時，他採用的誇大方式終獲證實有用，但數十年來，他都用在不同、次要的議題。

我們應該心存喜悅，命運以這樣的責任榮耀我們；我們應該心懷驕傲，在國家存亡之際，我們守護她的生命。

編按：邱吉爾的演說，在二戰時期大大鼓勵了英國人民，搭配著廣播的播送，邱吉爾的聲音和他言語傳達到英國各地，聚集了英國人的向心力。廣播音檔流傳至今，依然蘊含著強大的力量，同時也多了一份歷史的重量。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四，邱吉爾發表人生最有力的演說之一，論納粹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威脅。《凡爾賽和約》把三百五十萬種族上的德國人歸在新建的捷克斯洛伐克邊界內，他們多數在蘇臺德地區（Sudetenland），此時希特勒要求他們併入第三帝國。這將使得捷克斯洛伐克在戰略上毫無防禦。張伯倫曾警告，如果德國與捷克斯洛伐克之間爆發戰爭，「相當難說戰爭會在哪裡結束，而政府會介入多少。」

在那次辯論，邱吉爾呼籲成立軍需與防禦的部會：

我已經將這個議題在議院實實在在地呈現。幾乎所有的講者都說，如果我們現在不勇敢抵抗獨裁者，就只能準備著有那麼一天，必須在更險峻的局勢中抵抗。兩年前是安全、三年前是容易，而四年前可能只需稍微調度即可糾正局勢。但從此開始一年後，我們會是如何？我們在一九四〇年又會是如何？

他的想像力生動，他的遣詞悉心：「我曾見過這座知名島嶼有氣無力地步下通往暗黑海灣的階梯。那道階梯起初寬廣優美，但是過沒多久就走到地毯的盡頭，再往前一點只有石板，又再往前一點，石板就在你的腳下破碎。」……

邱吉爾繼續說：

回頭看這過去五年，也就是從德國認真重整軍備，並且公開尋求報復開始的五年。如果我們研讀羅馬與迦太基的歷史，就能理解事情發生的緣由。從三次布匿戰爭得出明智的見解並不困難； 但是如果致命的災難突然降臨英國與大英帝國，即使過了一千年，歷史學家對我們的遭遇仍會百思不得其解。一個勝利的國家，手中應有盡有，怎會任憑自己遭人踐踏，丟棄所有巨大犧牲與絕對勝利獲得的一切？──隨風而逝！現在勝利的一方變成被征服的一方，而那些在戰場上棄械投降、請求停戰的人，正大步邁向征服世界。局勢就是如此──這就是一點一點發生的可怕轉變......

此刻正是喚醒整個國家的時候。也許這也是最後一次這個國家能被喚醒、擁有預防戰爭的機會，或者如果我們預防戰爭的努力失敗，便是擁有勝利的機會。我們應該將所有阻礙放置一旁，團結人民所有力量與精神，盡心竭力，再次高舉偉大的不列顛民族，站在全世界面前； 因為這樣一個民族，挾帶自古以來的活力崛起，在這個時刻，甚至可以拯救文明。

編按：下方為一九四○年五月十三日，邱吉爾的首相初演說。

如同我對這個政府的同仁所言，我想對議院說：「除了鮮血、苦幹、眼淚、汗水，我無可奉獻。」橫在我們面前的，是最嚴峻可怕的磨難。我們將面對持續漫長時間的奮鬥與痛苦。你們問，我們的政策？我會說：從海上、陸上、空中作戰，窮盡所有上帝賦予我們的潛能與力量； 發動戰爭，對抗那黑暗、可悲、繁多的人類罪行中，有如猛獸的暴政。那就是我們的政策。你們問，我們的目標？我用一個詞回答：勝利。不計代價的勝利，不畏恐怖的勝利，無論這條道路多麼漫長艱辛； 因為，沒有勝利，就無法存活。認清吧，沒有勝利，大英帝國就無法存活，大英帝國代表的一切也無法存活，世紀以來人類邁向目標的動力與衝勁就無法存活。但我以振奮的精神與希望承擔起我的任務。我確信我們的事業不會挫敗，不會令人失望。在這個時刻，我有資格要求全體協助，所以我說：「來吧，讓我們團結力量、共同前進。」

Comment by Suyuu on July 1, 2025 at 10:20pm

（續上）編按：下方為一九四○年六月四日，二戰著名的演說。

我們將持續到底，我們將在法國奮戰，我們將在海洋奮戰，我們將以不斷滋長的信心與力量在空中奮戰。我們將保衛我們的島嶼，不計一切代價。我們將在海灘奮戰，我們將在機場奮戰，我們將在原野與大街奮戰，我們將在山丘奮戰。我們永不投降。而且即使──雖然我完全不相信──這座島嶼或其大部分都被征服或挨餓，那麼我們海外的帝國，由英國艦隊武裝保衛的帝國，將會繼續對抗，直到──由上帝決定──新世界，帶著新的權力與威力，站出來解救並解放舊世界。

命定之人並不靜候差遣，而是應運而生。他們不尋求認同，是以自身存在印證命運之必然。

編按：雖然邱吉爾一直以來都善於為自己所辯護，但唯一一次，沉默更勝於言語。當張伯倫政府無法繼續，保守黨必須選出新的繼任者，張伯倫本人更傾向於哈利法克斯，但同時不能撇開邱吉爾這個競爭者。一九四○年五月九日，張伯倫、哈利法克斯、馬傑森和邱吉爾，四人會議討論繼任者。

國會席次相對少數的工黨，並無權力選擇哪一個保守黨人接任首相，艾德禮、摩里森、道耳吞在前一天晚上表示支持哈利法克斯，但支持邱吉爾的人也一樣多。（儘管哈利法克斯是在城堡出生的世襲子爵，但他曾支持印度自治領，而且跟工黨領袖私交甚篤。）艾德禮與格林伍德離開後，張伯倫立刻找來馬傑森，和邱吉爾與哈利法克斯討論，如果工黨拒絕加入他領導的政府，應該讓誰擔任首相。五月九日下午四點三十分，這四個男人在這個無紀錄的會議說了什麼，必須從數個來源不同與可信程度不同的資料拼湊。最可信的敘述可能是亞歷山大・賈德幹的日記。

會議結束後，哈利法克斯立刻去找他。「首相、溫斯頓和我討論了可能性。」哈利法克斯告訴他，「首相說我是最可接受的人選。我說那會是個無能的職位，如果我不主責戰爭（作戰），而且如果我不領導議院，應該就沒有價值。我認為溫斯頓是較佳的選擇。溫斯頓並不反對。他非常和善且客氣，但卻表現出他認為這是正確解答。大黨鞭和其他人認為議院的氣氛已經轉向他。如果張伯倫繼續留在內閣──他準備這麼做──他的建議和判斷可以鞏固溫斯頓。」哈利法克斯曾任印度總督，並且是兩任首相的心腹。和平時期，他大可留著邱吉爾，目的就和勞合喬治、鮑德溫當時一樣，但是如同他前一天向巴特勒坦承，知道戰爭時期，他很快就會被丟進影子裡。因此，哈利法克斯自行放棄，實為正確判斷。

邱吉爾對那次會議的敘述寫在八年後，會議的日期和時間都寫錯了，而且連馬傑森在場的事也省略。「我的政治生涯經歷許多重要會議，」他寫道，「而這次必定是最重要的。通常開會我的話都很多，但這次我保持沉默。」邱吉爾表示，「漫長的中斷」後，似乎比停戰紀念日（Armistice Day）兩分鐘的默哀還久，哈利法克斯才幾乎尷尬地脫口而出，由於他的貴族爵位，沒有資格擔任首相，此時邱吉爾才說：「顯然責任將會落在我身上──事實上已經落在我身上。」在這個版本裡，為了當上首相，邱吉爾除了保持沉默，什麼也沒做。戰爭結束很久後，馬傑森幫朋友校對一本關於一九四〇年的書，並未修改裡面的一句話：「根據馬傑森所言，那段沉默其實短暫，幾乎立刻就被哈利法克斯極力主張邱吉爾更適合戰時領導給打破。」……一九五〇年代，邱吉爾告訴大黨鞭：「就這一次，我甚至不用幫自己的立場辯論。」一九六三年，湯米・湯普森的戰爭往事出版，表示會議之後邱吉爾立刻告訴他：「那是我人生唯一一次閉上嘴巴。」

(《邱吉爾：與命運同行》, 文 / 安德魯．羅伯茨（Andrew Roberts）, 譯 / 胡訢諄
整理 / 聯經出版編輯部)

Comment by Suyuu on June 26, 2025 at 8:57pm

《High Plains Drifter》（1973）是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執導並主演的一部西部片，是他早期導演生涯中的關鍵作品之一。這部電影在美國電影史和西部片類型中具有重要地位，原因如下：

電影簡介

導演與主演：Clint Eastwood
上映年份：1973年
類型：西部片、懸疑、復仇
劇情概要：一名神秘的陌生人（伊斯特伍德飾）騎馬來到一個西部小鎮，揭開小鎮過去一段殘酷的秘密，並對那些背叛正義的人展開報復。

電影的地位與影響

1.風格大膽，突破傳統西部片框架:《High Plains Drifter》比傳統美國西部片更黑暗，風格更接近義大利「通心粉西部片」（Spaghetti Western），特別是東木在賽爾喬·李昂尼的三部曲中的角色風格。它引入了神秘主義與超自然暗示（陌生人是否是幽靈？）這在當時的西部片中極為罕見。

2.道德灰色與反英雄形象: 主角是「反英雄」的典範：暴力、冷酷、不道德，但又帶有正義的動機。這部作品延續並深化了伊斯特伍德銀幕形象的「孤獨復仇者」，並影響了後來許多西部片與現代反英雄類型。

3.導演風格初見雛形: 這是伊斯特伍德第二部導演作品（第一部是《Play Misty for Me》），但也是他第一次導演西部片，展現出他日後電影中的一些重要主題：孤獨、正義、暴力的代價、制度的腐敗與冷漠。他在視覺風格上深受李昂尼與唐·席格的影響，形成他日後導演作品中的視覺與敘事風格。

4.政治與社會隱喻: 有觀點認為電影是對美國社會（特別是越戰與水門事件）中的道德虛偽與社會責任缺失的暗喻，批判群體對暴力的縱容與逃避。

評價與文化影響: 當時評價褒貶不一，但隨時間推移，該片越來越被視為經典，並常被提及為1970年代「後經典西部片」的重要作品。被影評人和電影學者認為是伊斯特伍德導演風格成熟的起點。影響後來如《Pale Rider》（1985）和《Unforgiven》（1992）的主題與敘事結構，後者最終贏得奧斯卡最佳影片。

《High Plains Drifter》不僅是一部風格鮮明、題材大膽的西部片，也是Clint Eastwood作為導演與影人轉型期的重要里程碑。它挑戰了傳統西部片的道德觀與類型邊界，預示了後現代西部片的發展方向，至今仍在電影史與類型電影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Comment by Suyuu on April 29, 2025 at 5:41pm

他們只能仰望，不能低頭。一低頭，就看見脚下的泥濘在生蛆。

鼻孔朝地，惡臭更散涣人心。

最重要的是，某項堵死地下深泉的秘密計劃，據聞正如火如荼進行中。太常低頭的話，若不巧發現了其蛛絲馬跡，對誰都是非常不利。


有一年，總統杯葛遠東燻肉，理由是「其燻肉的空氣素質带有獸性，對靈魂平静造成不平衡」。

全國“慣習孵育所”立即停課一星期，為“靈魂平静週”辦講座、防恐演习、文娛表演與面具工坊。

你没聽錯。這裏没有學校，只有“慣習孵育所”。一代一代的孩童到来，訓練他們頸項的韌性，以便参加一年一度的仰望考試。

科目不多，就是看天，看雲，看太陽，看月亮，看星星。

每年考試前，那些補習中心的生意特别好。導師都是前考官或現任改卷人，每一年都能百分百猜中考試的具體内容。

例如，怎樣看天方能看見祖父的慈爱？為何說雲是總統的嘉言懿行？太陽像徵什麽，總統夫人的大愛，總統千金的網红魅力，和/或總統寵物狗的討喜？

得高分的秘訣，在回答像“太陽像徵什麽”時，要不厭其煩地寫“總統夫人”、“總統千金”、“總統寵物狗”，不能省略成“總統夫人、千金和寵物狗”。

這不僅是錯誤的語法，而且觸犯了“三昧法令”：心中没領袖；没（和領袖有關的）太陽；没（和領袖有關的）格調。

照例，“慣習孵育所”所長每年在考試前夕，會在國家電視台發表獻詞。

那一年要是有同盟國領袖逝世，在獻詞前必須先来個哀悼三分鐘。在那三分鐘，任何人要是不放下手頭做着的事，满臉肅穆站起来，悲愴度少於三顆星星，也可以在“三昧法令”下被提控。

“慣習孵育所”考試獻詞，多年来嚴格遵照現任總統的規定，先肯定一輪第一任總統曼董·拉特的立國願景，公平對待各族群、各信仰；但他的善意被貪婪的外来者、異教徒濫用了。

更悲哀的是，後来的歷届總統，都不看天，看雲，看太陽，看月亮，看星星，或看得不够虔誠、到位，使到這個國家日益走向衰弱、腐敗，讓人民失去了尊嚴；靈魂失去依靠。

幸而，在最需要改革的時刻，現任的總統出現了。

出身草根鬥争的現任總統，感谢多數選民终於看出了善與惡、敵與我、急與緩、輕與重、蠻幹與智取的區别，更看出了總統在這些大是大非前的位置。歷史位置。

怎樣“看”，不僅僅是頸項定向的挑戰，更多的是怎樣看的智慧。

同學們，你們是國家未来的主人翁，這個國家的未来，就看你們這一次怎麽看了……。

Comment by Suyuu on March 26, 2025 at 10:48am

劉釗：數字人文拓展諸多新概念

說到AI，先要提到數字人文。計算機技術應用於人文社科研究，可以追溯到1949年。當時，意大利耶穌會神父羅伯特·布薩率團隊用IBM計算機花費了30年左右，到1980年編成了56卷百科全書式的托馬斯著作索引。20世紀末，美國的一些研究機構開始使用數字人文，到2024年《數字人文指南》一書誕生，這個名稱正式確定。

目前，國際上的數字人文機構已有200多家，中國有70多家數字人文專門研究機構，另有30多家高校機構也積極開展數字人文交叉研究。

從研究角度看，近年來，數字人文拓展出很多新概念，如數字文化、數字史學、數字考古學、計算哲學等，此外還包括計算語言學和自然語言處理。計算語言學和自然語言處理萌芽於1940至1950年代，核心問題是語言的自動理解和生成。基礎研究包括算法框架、知識圖譜；應用研究也涵蓋很多種類，其中就包含有古文字信息處理。

谷歌公司2017年推出的Transformer深度學習架構是算法框架上的突破；2018年推出的預訓練語言模型BERT，在語言理解指標上超越人類。另一AI巨頭OpenAI則從2018年起推出GPT系列模型。

在這樣的影響下，中文語言大模型也層出不窮，例如通義千問、文心一言、智譜清言、百川等。同時，在垂類領域，還出現了很多古漢語語言模型、民族語言模型及古籍智能平台。

技術影響下的傳統文科

談到數字人文，也不得不說說AI與人文社科的關係。

其實，文學對AI的衝擊更為敏感，文學家在AI面前越來越顯得無奈。中文逍遙大模型基於創作者的想法靈感，能夠一鍵生成萬字、一張圖寫出一部小說，它能大幅提升創作者的效率，也具備一次讀懂100萬字小說的功能。雖然對文學創作來說，作者的個性思維是機器永遠無法替代的，但是AI寫作的《機憶之地》已在第五屆江蘇省青年科普科幻作品大賽評選中獲得二等獎——這是人類作家用3個小時，與AI平台前後對話66次、形成4萬多字的稿件後，從中複製5900多字形成的作品。

再以哲學為例。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德毅2023年在《人工智能看哲學》一文中提出：「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正深刻地改變著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維方式，沒有哪門學科比人工智能更需要和哲學打交道。」2024年，日本名古屋大學團隊利用生成式AI開發了一款可以與古希臘哲學家們進行對話的系統。

 

在歷史學研究中，AI也有廣泛應用。比如，通過綜合運用數據挖掘、指標評價、可視化分析等技術，研究人員可基於歷代《食貨志》文本研究古代中國農作物的空間分佈與集聚性特征；此外，通過AI制作復原的數字人，諸多歷史人物得以「復活」，從教材中走出來，穿越到現實之中。

考古學對科技進展最為敏感，有兩個案例令人印象深刻。其一是地質學家朱利安·湯普森團隊2016年在學術期刊《科學》上發表的《公元前1920年的洪水爆發為中國傳說中的大洪水和夏朝的存在提供依據》。他通過建立黃河流域數字高程模型，在鄭州至開封段發現寬達30公里的古河道遺跡，證明在公元前1920年的前後20年間存在一場持續20年以上的超級洪災，這正是大禹治水的現實背景。它不僅印證了《尚書》中「湯湯洪水方割」的記載，更意外觸發了關於大禹治水技術體系的全球大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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